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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柠:俗文化的生命力和雅文化的焦虑


    俗文化是民间渴望感官自由的语言表达形式,也是对文化禁锢的巧妙破解。故此,它同时又是“混乱”的代名词。其它类型的文化,是对自由和混乱的纠正和限制,因此是秩序、禁锢、僵化的代名词。秩序和混乱、自由和禁锢、活跃和僵化,是文化发展史中的最基本矛盾。


    信仰、教化、国家机器,都是解决矛盾的不同方式。信仰要一劳永逸解决问题。教化是一种缓慢的修正和柔性的禁锢。国家机器则显得急躁、粗暴和蛮不讲理。传统中国比较重教化,由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,缺乏禁锢人性恶的最高尺度,于是便认定人性“善”的道德信条,并让一个“诗书琴骑射”、“仁义礼智信”样样堪称楷模的特殊阶层——士——来做示范,形成一种供民间百姓模仿的文化。所以,除了国家机器之外,它曾经有一种深厚的“文人文化”传统,也就是强调创造性的“雅”文化传统。比如先秦的智者文化,魏晋的狂士文化,唐宋的诗词文化,明代的绘画文化。此外还有“雅”的日常行为化所形成的文化:酒文化、茶文化、艺伎文化、园林文化、居室文化,等等。


    由于历史记忆和传播的筛选,给人一种雅文化很强大,俗文化很弱小的错觉。其实,俗文化好比汪洋大海,雅文化好比海上的小岛。海水要将小岛淹没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从语言形式的角度看,俗文化生产不强调创新,而是强调习惯性重复和即兴的感官刺激,因此,它的传播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心理依据。雅文化的生产强调创新,并试图成为供人模仿的标本,因此它的生产成本很高;同时,它的接受也不可能是自发的,而是依赖教化的力量。所以,雅文化总是有一种要被俗文化淹没的焦虑。这种焦虑趋于极限,就出现文化革命的可能。


    五四时期是古典“雅”文化的断裂时期,传统文化的“雅”连同文化传统的“恶”,一起被抛弃。新文化

运动试图创造一种新型雅文化,一百年过去了,效果并不显著,其中既有时间短的原因,也有文化创造力不足的原因。尽管有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强势启蒙和下半叶官方文化的强行引导,新文化在民间接受度依然很低,新诗、话剧、现代舞没有市场;秧歌、相声、二人转依然火爆。二十世纪末以来,伴随电子传媒和网络文化的普及,出现了一个俗文化大解放的时代。今天文化的总体趋势是,俗文化和官文化越来越强劲,雅文化越来越孱弱。民间表达自由度的增大和感官欲望的嚣张,导致语言秩序的零散,语义所指的空洞,价值指向的混乱。


    面对这种局面,首先是“雅”文化的焦虑,但它将主要精力用于表达和呈现焦虑,而没有创造一种具有抗衡力量的文化;与此同时,古典“雅文化”在当代变成一种程式化的模仿,一种徒具形式的恶俗趣味。其次是官文化的恼火,它将主要精力用于去火。官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权力文化,它经常以高雅的名义出击,既要打压俗文化,又要取代雅文化。问题在于,官文化不可能创造新的文化形式,有的只是权力欲望的同义反复,僵化而陈腐观念的絮叨。反复和絮叨,是俗文化形式的基本结构要素。因此官文化与俗文化之间,除了秩序诉求上的差异之外,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。


    俗文化试图冲破道德禁锢和秩序限制,在混乱中暂且偷生。官文化试图强化秩序,缩小俗文化的地盘。中国民间俗文化的价值内核,其实就是“福、禄、寿、喜”——死守已有的福分,攫取更多的俸禄,渴望活得更长久,制造喜庆的假象。我们在官方主流媒介中感受到的也是这些东西。俗文化还有一种典型的行为特征,就是时空错乱,将私人空间的自由和感官解放带到了公共空间。官文化也是如此,将家庭兄弟关系带进办公室,将用于亲情的语言带进行政语言中,私欲与公义、善与恶、情与法的边界混乱不堪。


    毫无疑问,“福、禄、寿、喜”的价值取向,强力而不是商谈的行为模式,边界混乱的思维逻辑,无法创造真正的新型文化。俗文化、雅文化、官文化的功能不同,不能彼此取代,更不能相互敌视。官文化越俎代庖,只能导致了俗文化的强烈反弹和雅文化的进一步退却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,俗文化不是强权可以消除的,雅文化也不是权力文化可以冒充的。这三者之间新的动态平衡关系,需要在理性、平和的心态下重新摸索和实验。(20100818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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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柠

张柠

88篇文章 2年前更新

祖籍江西,1958年9月出生。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9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,1994年7月获文学硕士学位。毕业后分配到广东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工作,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大众文化研究。正高职称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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