萧红为何成为新的“消费”热点?

——北京师范大学张柠教授专访

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

羊城晚报：从2011年萧红诞辰百年开始，到现在似乎又出现了一股“萧红热”，关于她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，包括霍建起拍的电影《萧红》，许鞍华的《黄金时代》准备上映，图书市场上也新出了不少萧红的传记。您认为这一波萧红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，萧红为什么会成为新的“消费对象”？

张柠：这一波“萧红热”主要还是影视带动的。萧红的私生活比较特殊和丰富，用镜头语言来重新诠释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。另一方面，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，也还有很大空间。原来我们解读民国时期的作品，习惯用“启蒙”、“革命”这样一套传统文学史的话语，现在解读的角度多了，发现这些民国作家有更多重新诠释的可能，当然也包括用镜头影视语言来诠释。在公众传播层面，影视作品的传播效果总是比文字传播效果要好。

羊城晚报：其实在萧红之前，也出现过张爱玲热、林徽因热，但是萧红和张爱玲不同之处在于，张爱玲是很多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，但萧红则是自己一生的故事被搬上银幕。

张柠：张爱玲热首先还是作品热，在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前，她的小说就已经在年轻人中流传开了。萧红和张爱玲风格差异较大，我们一般把萧红放在“左翼”作家里讨论，把张爱玲当做“资产阶级”作家。张爱玲写的多是个人情感，而萧红更多的是写底层人民的反叛。但在萧红的所谓反叛背后，还有很多作为女性个体生命本身的觉醒，这不是左翼理论能够完全解释的。甚至包括她个人的遭遇，她所遭遇的不仅是宏大的革命叙事，还有个人情感遭遇的特殊性，我想这些是比较吸引人的。

羊城晚报：在文学史的叙述中，还是习惯将萧红放在左翼作家群中，她没有以自己的个体身份进入到文学史中。

张柠：在现代文学史定位中，萧红还是挺重要的，鲁迅对她也很推崇。问题是，1980年代以来，人们对狭义的左翼视角的兴趣大大减弱。如果可以找到超出传统阐释模式之外的进入方式，那么，许多现代作家作品可能会重新进入公众视野。我们发现，萧红的创作中的叙事和人物塑造，超越了那些人为给予的理论限定性，与现代美学有很多契合之处，比如叙事中的节制感和文体意识，符合现代美学风格。又比如，对女性经验的复杂性的表达，对生命力遭受压抑的多角度阐释，等等。

羊城晚报：刚刚您说的是萧红在文学上的成绩，但另一方面是她的个人情感经历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，对大家热爱窥私的这种心理，您怎么看？包括之前张爱玲带有自传色彩的的《小团圆》出版，也引发过一阵谈论热潮。

张柠：在大众传播中，名人隐私八卦总是一个兴奋点，这也符合人的某种心理。但如果研究者也用这样的角度来重新阐释作家，那毫无疑问是不成立的。研究者只有对作家被压抑的有意义的部分重新发掘，才有可能让这个作家从学术的领域重新出现在大众眼前。

比如张爱玲的《小团圆》，如果只是把叙事人物和真实人物一一对应，这种研究肯定不是它最主要的意义。张爱玲之所以迟迟不发布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，就是害怕别人去做考证，把它作为纯粹的自传，其实她还是想突显作品的文学性。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，“小团圆”的不可能性。她年轻的时候就说，中国文化是一种“团圆文化”，只有家族意义的团圆才有意义，而两个人的小团圆在现实生活中是被压抑的，甚至是不可能的，她由始至终在写这种不可能性，所以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“悲凉”的风格。只有在《倾城之恋》中，小团圆得到了部分实现，但代价十分昂贵，不但抛弃了白氏家族，而且还需要一座城市的沦陷。这是五四新文学中“解放”主题的曲折展开。

无论是张爱玲热还是萧红热，它都并不是在说怎么谈恋爱，或者怎么小资。她们都写出了那个时代中“不可能性”背后的“可能性。这就是文学的力量，无论它属于批判的还是感伤的。从这个角度说，她们都属于五四新文学主流的一脉。阐释的多样性所引起的民国文学热潮，使得那一段文学史所承载的精神现象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

羊城晚报：萧红个人的曲折经历一方面和她的性格有关，另一方面是她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，知识青年对待感情的态度十分开放，当时是有这种“反叛”潮流吗？

张柠：五四提倡的“人的文学”中，包含了“个性解放”观念，也包括爱情和婚姻自由的观念。后面这一点其实跟女性遭遇的关系更为密切。这也是鲁迅等人十分关注的话题。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？事实证明，仅靠经济独立是远远不够的，经济独立最多也只能当个女老板，不能解决精神问题，更不能解决灵魂问题。个性、恋爱、婚姻等等的自由，从观念上说没有问题，一旦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，便会漏洞百出。《伤逝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这个失败的爱情故事完全是男权主义文本，只有男性的声音而没有女性的声音。如果涓生、子君两个人都同时出来说话，问题不会像他写的那么简单。很多追求个性解放的人，无论男女，一旦面临精神生活，“传统文化”或者说“男权文化”的幽灵就会笼罩着他们。两个相通的观念相遇，同时意味着两个相对的身体的相遇，反叛什么？如何反叛？这正是萧红或者张爱玲创作中的巨大黑洞。

羊城晚报：也就是个人的生活和观念是不一致的，或者说生活细节是越出观念之外的？

张柠：对，为什么人们对女作家的私人生活感兴趣，因为私生活比较真实，它越出了观念的边界。启蒙、左翼、现代性，这些都是一套明晰的观念。但生活的细节越出这些观念的边界。为什么对女作家感兴趣？因为对女作家的阐释不足，简单将她们纳入某个流派。左翼也好，启蒙也好，不足以完全阐释她作为女性作家的丰富多样。伍尔芙认为，女性独立有两个前提，一是经济独立，一是有自己的独立空间（一间自己的屋子）。中国传统女性不但不缺一间屋子，她们本身就是一间传统家族文化中的屋子（东院西院，大房二房）。新文化运动让中国女性摆脱了“屋子”的地位，接下来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立的“屋子”。

冰心找到的是一间“育婴室”。她的语言，她的形象都是母亲式的，她那种摇篮曲式的声音，是从“育婴室”传来的声音。育婴室里的声音只能是一个传统的母亲形象，而不是独立的自由的个性解放的形象。

丁玲最终找到了一间“办公室”。她早期的“莎菲女士”的形象属于苦闷的反叛者的形象。女性独立需要独立的生存空间。丁玲一直在寻找，却一直没有找到，她最终找到的是一间“办公室”。办公室并不适合文学创作，只能传达命令、发布文件。

张爱玲找到的是一间介于“大公馆”（传统家族）与“小公馆”（现代家庭）之间的暧昧不明的屋子。她的人物可能有一间自己的屋子，但在这个屋子里同时有两种文化，一是她的父母兄弟的家族团圆文化，但在这种团圆文化的烛光照不到的角落里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既无法见容于大团圆，又不可能实现小团圆的孤独的啜泣的女性。她们不缺吃穿，却是典型的孤独者。

萧红找到的只能是旅馆。作为左翼作家一员，她写底层女性的反抗；作为一位女性，她塑造了独立的、反叛的女性形象。她反对包办婚姻，离家出走。但她的生存空间在哪里？她要找到自己的屋子，但到死都没有找到，一直住在不同的旅馆，一生漂泊无根。

从整个20世纪女作家的经历来看，要么是在育婴室内当妈妈唱摇篮曲，要么是在办公室和男人一样传达命令发文件，要么是在团圆的烛光照不到的角落独自流泪，要么是一直在不同的旅馆中度过一生。整个20世纪文学中，女性实际上是非常悲剧的命运。

羊城晚报：男作家呢？相比女作家，男作家的私生活一点也不比女作家少，但是大家并不会因此苛求男作家，但对女作家却是津津乐道的，甚至有些网络帖子用流行语来评价萧红，“不作死就不会死”。

张柠：把一个人的经历和遭遇完全转化为个人事件，它就变得特别八卦，并且对这种八卦的评价一定是简单粗暴的。从网络论坛的公众层面来说，不能苛求太多，因为对精神生活的要求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这些帖子也许是吸引眼球，博人注意，简单粗暴地说一说。我们更应该关心文学表达的层面。

萧红虽然只是个体，但如果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精神生活演变史里去讨论，就会发现它另一种意义。个性解放、女性解放、婚姻自由，它不仅仅和社会历史进步相关，同时和这个民族的个体精神生活相关。有些人讨论观念时说得很好，而落实到具体的生活细节上，实际上是非常保守粗暴的人，包括萧红遇到的这几个男性，都是比较前卫的青年作家，但在和萧红相处的生活中，实际上非常糟糕。他们并没有把所爱的对象放在一个和自己平等对话的位置。平等、自由、解放只是被建立起来的话语世界，但在实际日常生活中，并不存在。

20世纪观念意义上的“生活”好像很先进，但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的现代性，其实是未完成的。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情感生活或精神生活。当代男作家笔下的情感生活，写得很苍白。在这方面，女性天生有种敏感，还有很多理论没有触及到的边缘和角落，刺激人们做重新的探索。

羊城晚报：所以您对今天萧红重新进入人们热议的视野并不意外。

张柠：萧红重新进入人们视野，也在情理之中，因为她还有很大的阐释空间。现在大家关注民国作家。我认为民国作家有几个长处：一是被忽略的那批作家，他们的作品有一种柔软的品质，而不是冷硬的。二是尽管他们的西学也很好，但语言还是非常中国化的。三是他们的叙事语言比较朴拙，不人为地追求华丽流畅，这是“修辞立其诚”的古训在文字中的表现。保持中国文章的意境，又要将现代生活经验吸纳进来，这是他们当时追求的风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