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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柠

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答问录

(《文艺报》2014418日二版)

 

■主持人的话

 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其实有两个层面,一个层面是理论的问题,这里面涉及的是概念、范畴、逻辑和辩证,一个层面是实践的问题,其中涉及具体的现实感以及将这一“现实感”转化为语言和形式的实践操作。张柠教授的文章采用对话体的形式,一问一答,以设问的方式从两个层面进行推进,自柏拉图始,以“非虚构”终,既有理论张力,又有幽默机智,历史地呈现了文学与现实复杂辩证的关系。   ——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

 

 

    什么是“文学”?什么是“现实”?十分惭愧,作为一名文学教师,我说不清“文学”到底是什么;作为一个生活着的人,我不能够陈述“现实”究竟为何物。也可以说,我徘徊在“名”与“实”之间的混沌地带。现在却要来讨论“文学与现实的关系”这个长期纠缠着我们的老话题,实在是力不从心;要写成论文形式,那更是难煞我也。我想,既然是古老的问题,不妨采用“对话体”这种古老形式来讨论。

 

甲:为了就“文艺与现实的关系”来对话,我特地重读了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》中的一些篇章。苏格拉底跟另外一些人之间,你来我往地论辩,看上去很亲切、很平易似的,其实也不好懂,有些地方甚至不知所云。

 

乙:古人思绪高远,言谈时总是直达事物的本质。不像我们今天的人,在现实的泥淖中不亦乐乎,诱惑太多,思绪散乱,最多只能悬在半空,想一些“中间价值”问题。佛教称之为“恶慧”,而不是“智慧”。

 

甲:就“终极价值”而言,古人的确更智慧。柏拉图说,文艺是对现实的模仿,现实是对“理式”的模仿。前面一句好懂,后面一句就不好理解。

 

乙:谈到文艺与现实之关系的时候,柏拉图用“床”来打比方,他认为有三种“床”,一是画家画的床,二是现实中的床,三是“床之所以为床者”,他称之为“床的理式”。一模仿二,二模仿三。一般人只想到了一和二,不会想到三。

 

甲:他说的“床之所以为床者”,不就是床的“形式”吗?

 

乙:我们眼睛所观察到的那个“形式”,只能说是床的“表象”,而不是床的“本质”。也可以说,你所眼见的只是“幻象”或“色相”,而不是“真相”。我们可以换一个例子来说明。比如说,存在三种“男女”:文艺作品中的男女、现实生活中的男女、本质上的男女。后面一种,就是男女之所以为男女的“理式”,柏拉图视之为“最高真实”,它是“灵魂回忆”的对象。这个男女的“理式”,中国哲学没有完全对等的说法,大概可以用阳(乾:-)和阴(坤:--)表示,它来自混沌未分的“太极”(),指向不可言说的“道”。面对那种“最高真实”,西方人拼命地回忆(言说),中国人使劲地遗忘(沉默)。这是文化差异。就今天的文学创作而言,我们可以写一部关于“男女”的小说,却无法写一部关于“乾坤”的小说。但具体的“男女”之中,包含了阴阳乾坤,而不是相反。就此而言,文学包含了哲学。

 

甲:哲学家一定不同意你的说法,他们或许会将你逐出“理想国”。

 

乙:如果把“具体”“个性”都驱逐掉,那就只剩下“理想国的理式”。所谓的“理式”,不是要供人模仿的吗?连模仿者都没有了,它的意义何在呢?

 

甲:我还是没有弄明白,文学究竟要模仿具体可感的现实,还是要模仿抽象玄奥的“理式”。

 

乙:英国作家王尔德说,画家兼设计师莫里斯,发明了一种坐着很舒服的椅子,叫“莫里斯圈椅”。这种椅子是对草地斜坡的模仿。辛苦的劳作者,发现靠在草地斜坡上休息很舒服,但又苦于草地的潮湿、有虫子、草根扎屁股。莫里斯的模仿,继承了草地与身体之关系的“理式”,去除了草地与身体之关系中那些反“理式”的因素,创作了“莫里斯圈椅”这个“作品”。你说莫里斯是在模仿现实,还是在模仿“理式”呢?

 

甲:我明白了,这就是“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”的道理吧?

 

乙:有这个意思在里面,但你用的是一个封闭的、没有余地的、过于确定的句式,将意义的多样性封杀了。

 

甲:我认为,无论什么道理,总要将它变成确定无疑的知识才好,才便于教授和传播。

 

乙:“文学研究”或许是一门知识,但“文学”不是知识。我们在讨论“文学”与现实的关系,而不是“文学研究”与现实的关系。

 

甲:如果能将不是知识的“文学”变成知识,倒蛮合我的胃口。

 

乙:既然文学的本质不是知识,它就不可能成为知识。至于那些能够成为知识的东西,它就不是文学,只能称之为学问。学问固然是好东西,但不是文学。

 

甲:这些话有点玄奥。一谈玄,文学就会离开现实,就会变得难以理解。那些高蹈在空中的小说和诗歌,就难以理解。

 

乙:从发生学角度看,文学并不源于“理解”,而是源于“志”和“情”,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,所谓“情动于中而行于言”。只有《尚书》中的那些官方文件,它的目标才指向“理解”。其中有多篇征讨商纣的动员令,大意是:我要你们帮助我去灭掉商纣王,他沉迷酒肉,淫祭无度,偏信女人,牝鸡司晨,不亡其国更待何时!你们理解了没有?我们理解了!那就赶紧出发吧!至于箕子过殷墟所哭歌的“麦秀渐渐兮,禾黍油油”,究竟怎么理解,武王根本不在乎,他志不在此而在彼。只有那些殷商遗民,面对破国之山河,一草一木皆可泣可歌。没有这种感同身受,当然就不理解。

 

甲:我们今天还是不要讨论商纣和武王吧。我想尽快进入我们的正题。

 

乙:我们一直在正题里面。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在正题里呢?

 

甲:我的疑惑是,当作家偏重“再现”的时候,有人说那是“抄袭现实”;当他们偏重“表现”的时候,有人又说那是“自我膨胀”。文学与现实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?

 

乙:说不要“抄袭现实”,是在强调文学的创造性和超越性,超越现实的表象和“色相”,强调作家“无中生有”的想象能力,以便抵达自由的境地。否则的话,文学的逻辑与“现实”的逻辑就同流合污了。说不要“自我膨胀”,是在强调文学与他人和世界的对话关系,而不是一个人躲在自己的小世界中“痴人说梦”。

 

甲: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就说过,文学是“作家的白日梦”,大白天里做梦,还要发表出来让别人读,不就是“痴人说梦”吗?

 

乙:弗洛伊德说文学是“作家的白日梦”,他并没有说文学就是“梦”。白日里睁着眼睛说梦,说明理性还能够控制“梦”的内容,让梦的叙述符合逻辑而让人能够理解。“梦”对理性构成巨大的挑战,它那些可怕且可恶的内容,潜藏在无意识深层无法删除,让人烦恼。白天还“超越”得好好的,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,“理性”下班了,那些不可示人的东西全都粉墨登场,通过“梦”这个欲望的舞台尽情表演。怎么办呢?庄子说,有修为的“真人”,可以达到“无梦”境界。让梦彻底消失,这太绝对了。庄子自己却经常做古怪的梦,而且还不知道是他在做梦、还是梦在做他。佛教解脱法门中有“修梦成就法”,修炼到要梦见水就梦见水,还能将水梦成莲花;要梦见火就梦见火,还能将火梦成琉璃。这是对现实欲望或肉身叙事的升华。

 

甲:那“抄袭现实”又怎么解释?大作家巴尔扎克说过,他要做法国社会的书记员,做他那个时代的秘书,这是不是“抄袭现实”呢?

 

乙:“抄袭现实”是一个比喻,比喻那种面对现实不可自拔、缺乏审美超越的作品,也就是没有“灵魂回忆”、缺乏“道”的追求的作品。“现实”怎么可能被抄袭?如何抄袭?巴尔扎克所说的“书记员”、“秘书”也是一种比喻。不要忽略巴尔扎克后面的话,他说他要“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,搜集情欲的事实”“选择主要事件”“揉成典型人物”。这样,我们就能理解勃兰兑斯为什么将巴尔扎克视为像乔治·桑一样的“浪漫主义者”了。勃兰兑斯认为,他们两人都是“伟大的风景画家”,乔治·桑画的是草木在阳光中的那一部分,巴尔扎克画的是草木的根部。勃兰兑斯说,巴尔扎克既是“观察者”又是“梦想家”。前者是忠实于现实,后者是忠实于心灵。无论是观察还是梦想,最终都会归结到文本和叙事结构之中。对作品形式和意义之关系的分析,是文学批评的任务。

 

甲:说到文学批评,也有很多地方难以理解,一会儿一个新术语,比如后现代、后殖民、新历史,而且意思不确定,我们有点跟不上。

 

乙:面对新的创作实践,新术语的出现总是难免的,但你不要被那些新术语吓到,不要被它所迷惑。关键在于你自己要忠实于自己的感受,进而建立起自己的评价标准。

 

甲:批评家的标准也很混乱,好像并没有什么确定性。早几年他们夸奖一个作品时,会激动地喊叫:“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啊!”

 

乙:那是比喻,用水波作比喻,比喻壮美崇高的风格。

 

甲:最近,他们又改了,夸奖一个作品时,会激动地喊叫:“接地气啊!”

 

乙:也是比喻,用土地来比喻,比喻作品有现实基础。

 

甲:一会儿用水波比喻,一会儿用泥土比喻。我想,“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斜”也不“波澜壮阔”,《九歌》和《洛神赋》也不怎么“接地气”。

 

乙: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,但比喻又是不可缺少的。用一个事物来说明另一个事物,所谓“写物附意”“扬言切事”。你可以说它简洁明晰、强烈可感,也可以说它过于粗暴、差强人意。但比喻的修辞手法之所以不可或缺,原因在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、言与意的关系,实在是太复杂。

 

甲:尽管模仿现实的“写实性”作品要好理解一些,但我觉得,文学创作还是应该以想象力为主,只有想象和创造的翅膀被折断了,才会堕落在土地上。我们看到美景的时候,会说它像图画一样美,因为图画是创造和想象的产物。

 

乙:中国文艺传统重视“传神”,而非“逼真”;强调“神似”,而不是“形似”。这一点在传统的诗歌和绘画里表现得很明显。到了今天,真实的或者形似的东西,有可能会被高科技所取代,而“传神”的东西是很难复制的。要抵达那种“传神”的境界,的确需要高度的想象力,仅仅靠接“地气”是不够的,说不定还要有一点接“天气”的能力。

 

甲:你说的“接天气”就是指作家的想象才能吧?但我还是有疑问。是不是说,凭着自己的“天才”,躲在书斋里发挥想象力,就能够写出好的作品呢?

 

乙:文学创作的“独创性”,的确要求它创造一个“世界”。但我们对这个独创出来的“世界”,还有另外一些要求:比如与他人交流而引起共鸣的要求,指向可理解性;比如与另外一个“世界”达成和解的要求,指向价值的超越性;比如与天地之间和谐一致的要求,指向形式的均衡性。一个人躲在书斋里,闭目塞听,很难保证不走火入魔。我们经常读到一些连作者自己都不理解的作品,这基本上可以判定为堕入魔道。

 

甲:看来还是要“接地气”,经常到底层去体验生活。

 

乙:可是,有些人接了一辈子的“地气”,弄出一身病,也没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。因为“地气”是丰富多彩的,具有生长性的,但也是杂乱无章、没有形式感的。如何使它有效地变成审美形式,是一个难题。至于那些抱住“地气”不放的人,最终只能变成“地气”本身,消失在泥土之中,而没有变成文学。

 

甲:如此看来,文学创作中的“再现”与“表现”,并没有对错之分,而是一种带有“历史辩证法”色彩的运动过程。就像我们的对话一样,也在现实和想象的两极之间,来回荡秋千。

 

乙:历史运动本身具有一种“纠正”功能,文学史的演变也是如此。当文学创作太过于关注现实、太过于写实、太过于社会化、太过于简单的时候,一种注重想象力、注重写意、注重自我、注重文体奇谲的风格就会出现。就文体风格而言,历史上的“公安派”与“竟陵派”的交替,就是一例;20世纪的“启蒙文学”和“左翼文学”之交替,也是一例。

 

甲: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演变,好像也符合这一规律。

 

乙:是的。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学,是“人的文学”对前面20多年“政治的文学”的一种纠正,但紧接着,因过于“写实”而几乎要与社会思潮合而为一了。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,可以看做是“虚构的文学”对“写实的文学”的一种纠正,但紧接着,因过份“虚构”而开始走火入魔、不可理解了。90年代中后期以来,“写实的文学”又开始兴起……

 

甲:请等一等。你说的“写实”,究竟是指作家的“写作风格”,还是“取材立场”?如果是指“写作风格”,我认同你的描述;如果是指“取材立场”,我就觉得当代作家,特别是一些成名的作家,并没有转向“写实”。

 

乙:我理解你的意思,你是说他们的创作,没有介入当下的现实。

 

甲:是的。当下那些成名的大作家,他们的写作风格或许是“写实”的,但他们的取材,主要是指向历史的、过去的事情,而不是当下的现实。即使有一些关注“现实”的作品,也是躲躲闪闪、王顾左右而言他,缺少介入的力量。还有一些作家,介入的力度似乎很大,但“新闻性”过强,“文学性”有疑问。

 

乙:首先,“历史”是死的,像一块化石,容易捕捉;“现实”是活的,像一条泥鳅,很难抓住。其次,历史是“长时段”的,容易发现规律,它属于历史学家的领域,文学家只需要通过想象增加细节;如果作家的叙事或者细节,颠覆了已有的历史规律,那只能说是他意外的惊喜。至于现实,它是“短时段”的,杂乱无章,没有规律,它往往是新闻关注的对象。就关注“事实”的角度而言,文学无疑不如新闻。或者说一不小心,它就可能变成蹩脚的“新闻”。因此,作家面对当下“现实”,往往会很谨慎。

 

甲:你好像在为他们不介入现实找借口。但无论如何,作家不关注现实,总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。所以,“非虚构写作”一出来,就引起了关注,其势头压倒了传统“虚构”写作或“历史”写作。

 

乙:所谓“非虚构写作”的意义,不在“文学性”,而在提供了一种新的进入“现实”的视角。这种新的视角,既不是传统“文学的”,也不是当下“新闻的”,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。这样写作和观察的“边缘姿态”,或许能为当下文学创作介入现实,提供新的思路。

 

甲:我对你说的“边缘姿态”很感兴趣。为什么不是“主流姿态”或“底层姿态”?

 

乙:我们不可以将它简单地归纳为“底层的”“平民的”“人文的”,因为这些东西许多作家都有。我想说的是,传统“文学性”的僵化特性,与其说是文学史提供的一笔遗产,不如说是作家所领受的一个重负;它的好处是,具有潜在的权威性;它的坏处是,对“活的现实”视而不见。对“中心姿态”而言,“边缘姿态”就好比物质结构中的边缘微粒,它总是处于极度活跃状态。只有在这种活跃的状态下,才能够将那些人们视而不见、习焉不察的“现实”呈现出来。

 

甲:我看过一些“非虚构”的作品,第一次读感觉还不错,但没有再读的兴趣。我觉得,好的文学不应该是一次性消费的。我甚至觉得,衡量一个作品是否是经典,就看人们是不是会重读它。

 

乙:我们已经说过,“非虚构写作”是进入“现实”的新途径之一种,我们没有讨论它的“文学性”问题。作为“语言的艺术”,文学创作的虚构性、想象性、创造性,已经决定了“非虚构写作”的位置。在文学创作中,如果过于强调“非虚构”的特征,语言的种子就无法生根发芽,文学就会染上“不育症”;如果过于强调虚构的特殊性和想象的个人性,语言的根须就会四处疯狂蔓延,文学就会染上“神经症”。

 

甲:我想,现实是一个无边的概念,它好比一头大象,我们都是在“盲人摸象”,摸到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。

 

乙:从经验层面看是这样的。但文学艺术的超越性,给了我们第三只眼,打通了局部和全体之间的壁垒。观一叶而知秋意,尝滴水而知沧海,窥一斑而见全豹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 

甲:所以,文学作品不应该仅仅依赖于模仿或再现,还应该有启示性,它即便只写了现实之“象”的一部分,也能启示读者对“象”的全体有所领悟。当代文学也应该有更多带启示性的作品。

 

乙:当下的文学状况还有许多不确定性。我们可举古典长篇小说为例,根据其“文学性”由弱到强,大致可以按以下顺序排列:三国演义——水浒传——西游记——金瓶梅——红楼梦。前面两部太“现实”,中间一部太不“现实”。后面两部是介于“现实”和“虚构”之间的,既非“现实”,也非“非现实”。按照你前面所说的标准,《红楼梦》的重读率,大概是最高的吧。我们可以想象,10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过去了,有谁会在乎《山海经》故事是不是真实的呢?有谁会在乎《聊斋》是不是写实的呢?有谁会质疑“太虚幻境”或者“赤霞仙宫”是不是真的存在呢?这些经典作品,记下了华夏初民的质朴、勇敢、自由、刚健的精神;记下了被压抑的自由、通过梦的缝隙涌现出来的真情实感;记下了年轻人成长的喜乐、悲伤、彻悟。文学就是这样,生长在现实的土壤上,吸收的却是“神瑛侍者”浇灌的上天之甘露。“假作真时真亦假,无为有处有还无”,也可以看做是文学的一个绝妙注脚。

 

(此文为供《文艺报》“文艺如何表现现实”系列讨论之专稿。201445日写毕,刊《文艺报》2014418日二版。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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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柠

张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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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籍江西,1958年9月出生。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9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,1994年7月获文学硕士学位。毕业后分配到广东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工作,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大众文化研究。正高职称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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