隔空“会饮”说文学

张 柠

上海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编辑约稿，让我谈谈与“文学批评”或者“文学创作”相关的问题。这么大的话题，两种文学活动的思维方式又是反的，我一时不知从何谈起。原本有机会去上海参加《文学报》打算举办的一项活动，大家可以面对面把酒言欢聊文学，无奈活动因“新冠”疫情而取消，我也就只能跟他们隔空“会饮”了。

手边正翻阅柏拉图的《会饮篇》，这是朱光潜先生翻译的《文艺对话集》中我最喜欢的一篇，被列入文艺理论必读经典之一。我把它当一个情景剧的剧本来读，其中的台词，既包含了文学创作（无中生有），也有不少的文学批评（化有为无）。正翻到苏格拉底的“老师”第俄提玛出场的那个章节。苏格拉底说，具有真知卓见的第俄提玛，预知将有瘟疫发生，就劝雅典人去祭神禳疫，于是便把那次瘟疫延迟了十年。我差一点惊呼起来，第俄提玛，伟大的女巫啊，你还在吗？为什么不出现在我们身边呢？不过，这一次“会饮”，第俄提玛不是以女巫的身份出场，而是以爱情哲学先知的身份出场，而且又是通过苏格拉底之口间接出场的。她所说的话都查无对证，只能暂时算在苏格拉底名下。

柏拉图《会饮篇》记载的那次聚会，谈论的主题自然不是瘟疫，而是文艺，以及相应的爱情哲学问题。但古希腊的诗人和哲人不是教授，不会上来就讨论文艺理论或者哲学范畴，而是从身边的现实生活聊起：嘉宾的衣着、长相、脾气、习惯、嗜好，等等。他们谈笑风生、相互挑衅、眉来眼去、醋意盎然，场面生动活泼，接着便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要讨论的话题。正因为如此，“会饮”依然是正题，讨论问题，不过是“会饮”中诸多项目的一种，于是保全了“会饮”的清誉，没有把“会饮”搞成呆傻型“研讨会”。

换个角度看，这一次古希腊先哲们聚会引出的话题，尽管不是瘟疫，却也说得上是另一种“瘟疫”——爱情。因为爱情跟“病毒”有相似性，它也会在生物活细胞中复制、繁衍、增殖，也会在人与人之间流行传染，而且爱情首选的传播渠道，不是鼻子（气息），也不是舌头（味道），而是眼睛（光波），乃至通过心灵感应传递。跟爱情相伴随的症候，是歌唱、舞蹈、诉说、哭泣，或者沉默。所以，爱情这种从古至今伴随着人类宿主的心灵“病毒”，困扰着苏格拉底以来的许多人。“会饮”现场也被“爱情”所困扰。

参加聚会的，不算侍从和歌女，会饮嘉宾七八个，都是男子，哲学家和诗人、诡辩派学者、悲剧和喜剧作家、科学家，都齐了。最知名的就是哲学家苏格拉底，还有诗人喜剧家阿里斯托芬。地点是在得了官方文学奖却名不见经传的剧作家阿伽通的家里。备的酒不是酱香型，是兑水的色雷斯烧酒，估计味道好不到哪里去。为了庆贺阿伽通的得奖和粉丝超过三万人，几位老友凑到一起，打算边喝边聊，聊人生，聊爱情，聊文学，聊哲学，有的危襟正坐，有的插科打诨，大家或即兴创作颂诗，或相互挑刺攻讦，心直口快，言无不尽，自由自在，而且还没有伤和气。这才是谈论文学和批评应有的样子啊！

奇怪的是，这次聚餐会饮，诗人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没有迟到，哲学家苏格拉底却迟到了。我的经验是，无论什么聚会，迟到的总是诗人，尤其是天蝎座诗人。学者一般都很守时，尤其是处女座学者，一般都会提前几分钟到十几分钟。我有一位诗人朋友宋琳，估计也是天蝎座，聚会没有一次不迟到，迟到一小时算正常。苏格拉底这一次参加会饮，自然又迟到了，但时间不算长，估计一两个小时，因为酒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赶到了。苏格拉底迟到最长时间的一次，是二十四个小时，因一个思想难题没有解决，一天一夜站在路边发呆，不敢乱动，生怕思想会流产。发呆不动，就相当于女人在保胎。脑子把双脚锁住了，脑子通了，双脚也就动了，他这才出现在众人面前。

苏格拉底特别善于提问，是思想史上著名的“提问之王”。他经常佯装无知地向对手请教，提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，接二连三地问上几问，就把对手问死了。这把全雅典的人都惹怒了，恨不得将他处死。这一次“会饮”他要把谁问死呢？由于头一天的酒还没醒，大家决定不再闹酒，喝与不喝，喝多喝少，都不勉强。苏格拉底很能喝酒，但他从来都不贪杯，没人见过他喝醉。三斤装的大酒瓶，端起来就一饮而尽，那些喝下去的酒，都变成了智慧和词汇，源源不断地从嘴巴里冒出来。苏格拉底是个慢性子，或者说他有很好的节制力，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总体风格比较沉稳。他喜欢让别人先说，等那些人的蠢话说得差不多了再开口。他不开口则已，一开口就要把前面的蠢话全部清零。这是一种“斩草除根式”的批评。

在“会饮”现场，讨论爱情及其哲学和美学的话题，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但斐德若却出了个馊主意，要求每个人都做一首颂诗，来歌颂伟大“爱神”的丰功伟绩，跟歌颂宙斯和波塞冬一样。讨论爱情的美学和哲学问题，需要智慧和才能。“歌颂”则不然，只需要修辞术和激情，比如排比、比喻、虚词、呼语。这无疑有很大的盲目性，甚至是对智慧的亵渎。苏格拉底一听就犯了愁。他说，我不知道“爱神”，我只知道“爱情”。他的言下之意是说，你们为什么不讨论“爱情哲学和美学”，却要去对“爱神”大唱赞歌，我有言在先，这个我可不会！

苏格拉底本来想退场，但转念一想，看看这些蠢家伙到底怎么唱颂歌，于是便决定引蛇出洞，提议让斐德若先来。喜欢玩修辞术的、思想又浅薄的诡辩学派的粉丝斐德若，果然上了钩。他一出场，就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形容词，往“爱神”身上堆：伟大的、光荣的、神奇的、古老的、最高的、勇敢的，等等。他又害怕别人不信，便不断地援引弹唱歌手荷马、诗人赫西俄德、哲学家巴门尼德等人的话来助威，大家依然不信。

另一位诡辩派学者，思维水平略高于斐德若的泡赛尼阿斯，认为斐德若的颂诗观念有问题，他说斐德若把“爱神”绝对化，而忽略了爱情的不同类型。爱情的类型包括：天上的/人间的，高尚的/凡俗的，心灵的/肉体的，美的/丑的。要歌颂的应该是前者，而不是后者，后者那种类型的凡俗爱情只是限于“下等人”。斐德若的确没有仔细甄别对象，更谈不上分类，而是直奔他想象中的高大上的“爱神”，思维简陋、言辞粗浅。泡赛尼阿斯分类之后，并没有批评凡俗的爱情，也还是在歌颂高大上的“爱神”，他拐了个弯跟斐德若汇合了。此外，泡赛尼阿斯跟阿伽通的恋情，属于哪一种类型呢？果然，泡赛尼阿斯就开始论证男子之间的爱，要高于男女之间的爱，更接近高尚的、心灵的、天上的、美的类型。他还有一个观点，认为不管哪种类型的爱，如果形式很丑，那也等于零，形式美的爱才值得歌颂，雅典“男风”形式就比其他城邦“男风”形式要美一些。这位诡辩派学者的逻辑也够严谨！而且废话很多，篇幅仅次于苏格拉底。越是不自信的人，越喜欢多说，妄想用数量来抵消质量的缺陷。

科学家讨论问题有其特点。首先是对现象敏感，其次是善于发现规律。医生厄里什马克就是这样，通过对现象的观察，进而在物质和精神、爱情和文艺之间找到了关联性。厄里什马克同意泡赛尼阿斯的二分法，但不同意他的二元对立观念。厄里什马克认为，爱情跟人体（疾病健康）、气候（冷热湿燥）、祭祀（凶吉逆顺）一样，都是要让“相反相仇的东西和谐一致”。文艺（诗歌音乐）最终要呈现的，就是那种最高的和谐之美。爱的哲学（爱情现象的科学），就是“在相反的因素中引出相亲相爱”。他的这种发现，也算不上有什么新意，脑子好使些的人，谁没有点朴素唯物主义呢？同时代的古中国的老子、古印度“奥义”“顺世”哲学家，不都知道这些吗？不过从厄里什马克的叙述中可以看出，他是个心肠软的哲学（科学）家，而不像东方智者那么冷硬。

诗人喜剧家阿里斯托芬，一直想说话，又一直在压抑自己，结果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打嗝。医生让他找一个东西捅一下鼻孔，打一个喷嚏，发出一声巨响，就能中止那种欲言又止、欲说还休的打嗝状态。所以，打嗝不只是食道收缩反常产生的生理性痉挛，也是“发声”和“抑制”意念反常产生的精神性痉挛。中止打嗝的阿里斯托芬说他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打个喷嚏才能让身体恢复正常和谐状态呢？说着便要开始发言。我一直在期待看到阿里斯托芬的高论。我对喜剧诗人比对悲剧诗人更感兴趣。我不太喜欢悲剧那种凄凄惨惨掏心窝子的表达方式，而是喜欢喜剧那种高妙明晰又令人忍俊不禁的表达方式。黑格尔就对阿里斯托芬大加赞赏，并认为喜剧是将悲剧终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。柏拉图给阿里斯托芬写的墓志铭说：女神想寻求一座不朽的宫殿，在这位喜剧诗人灵府里寻着了。

阿里斯托芬用小说家的方式讨论问题，上来就讲了一个寓言故事。我觉得他的故事很有趣，打算在这里简述一下。阿里斯托芬说，从前的人有三种类型：太阳生的男人、大地生的女人、月亮生的阴阳人（雌雄同体）。这三种类型的人跟今天的人不一样，他们长着两套四肢和两套身体器官：四条腿、两双手、两副面孔、两套生殖系统。他们身强力壮、精力旺盛，还包藏着向天神造反的祸心。宙斯下令惩罚他们，把他们劈成两半，于是，双体男劈成两个男人，双体女劈成两个女人，双体阴阳人劈成一男一女。那些被分离开来的男女，都在寻找自己原来的那一半：男找男，女找女，或者男女相互追寻，只要见到曾经的另一半，就死死死抱住不放，试图再度结为一体永不分离。前面两种属于同性爱情，后面一种是异性爱情。不管哪一种爱情，都是在对曾经有过的圆满状态的寻求。

阿里斯托芬认为，“爱情就是对完整的希冀和追求”。那种曾经有过、后来失去的圆满状态，就是人与人之间交流、沟通、团结的最原始动力。它就是阴阳合一、天人合一、梵我一如。它就是混沌和太极，就是精神乌托邦。它也是永恒的原型和母题，是诗歌“灵魂回忆”最重要的内容，是叙事作品最终意义的旨归。阿里斯托芬跟厄里什马克的观点是想通的，只不过厄里什马克所说的“和谐”状态接近客观实现，而阿里斯托芬的“完整”状态却想一个缥缈的梦幻。

读到这里，我感到有些蹊跷。喜欢点评和提问的苏格拉底，却对阿里斯托芬的说法不置一词。更奇怪的是，整个“会饮”过程，他们俩好像没有对过一次话。只有一次提到阿里斯托芬的名字，说他好酒好色，不是对阿里斯托芬说，是对大家说。早在七八年前，阿里斯托芬把“苏格拉底”这个名字写进了喜剧《云》里面，还是剧中的主角。那是一个诡辩派修辞学家，自己开办了一个叫“思想屋”的学校，相当于今天的中考和高考收费补习班，专门教人诡辩术，把歪说成正、白说成黑的那种诡辩术，跟真知和真理毫不相干。这无疑不是现实生活中迷恋于真理的苏格拉底。苏格拉底当时无疑不能预知，多年之后，剧本《云》成了他“渎神”罪名的一条佐证材料（另一罪名是“腐蚀青年”）。据说剧本上演的时候，苏格拉底并不介意，还特地去观看了《云》演出。

我猜测，苏格拉底放过阿里斯托芬的原因在于，阿里斯托芬讲的是一个寓言故事，或者叫神话故事，是虚构想象出来的文学作品，不存在真伪问题，要评价的话只能作美学批评。而苏格拉底的兴奋点在于，捕获“颂神”中的谬误。所以，阿里斯托芬一讲完，他就怂恿阿伽通发言，要找这个新晋获奖戏剧家的毛病。果然，阿伽通长篇大论说了半天，也还是诡辩术士斐德若和泡赛尼阿斯那一套。

阿伽通作为这次“会饮”的主场，苏格拉底跟他说话时温和又客气，但采用的批评方法依然是“赞草除根式”的。结果没几个回合，阿伽通的结论（爱神是最高的美和最高的善）就土崩瓦解，彻底归零，说了半天相当于白说了。那么“爱神”是什么呢？苏格拉底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让他的“导师”通灵的女巫第俄提玛出面来说话。第俄提玛说，爱神既不美也不善，既不丑也不恶；正因为缺少美和善，所以“爱神”不是神，因为神不缺什么，它当然也不是人，而是一种介于人和神之间的特殊介质：精灵。精灵的功用，是在人与神之间传递信息，是人神的信使。神，属于超自然的世界；人和动物植物矿物，属于自然的世界，两个世界看似隔绝，其实也有沟通的渠道，就是存在鬼怪和精灵这种特殊的介质，“爱神”就是诸多特殊介质中的一种，往来于人和神之间。

这种介于人神之间的“爱神”，究竟有何特性？据说，它是丰饶神波若与匮乏神贝妮娅秘密交媾生下的儿子。所以它的第一个特性，是既不穷也不富，物质生活很贫乏，智力生活却非常富裕，是丰富和贫乏的统一体。他的第二个特性，是介于无知和有知之间，因为有知的神是不会去从事哲学活动的，万能的神根本不需要什么哲学；而无知的人也不会去学习哲学，他们也不需要哲学。只有“爱神”才爱智慧、爱哲学，它以“美”和“善”为钟爱的目标。这就是最高的“爱的科学”和哲学。由此，“爱神”很像哲学家和诗人。

说到这里，苏格拉底突然让他的“导师”第俄提玛转过话头，把矛头指向了阿里斯托芬的观点。原以为阿里斯托芬躲过了一劫，没想到还是在劫难逃。阿里斯托芬的“爱情就是对完整的希冀和追求”这一命题，遭到了批评和否定。苏格拉底的第俄提玛认为，爱情的对象，既不是什么“另一半”，也不是什么“完整全体”，而是“美”本身，爱情就是想把好的永远归自己所有的欲望。男女结合，就是凭着美来孕育和生殖。人的旺盛生殖力是保证物种延绵不朽的根本保证，它超越了个体的局限性，因此是美的和善的。同时，人的生殖力又分为“肉体生殖力”和“心灵生殖力”两种。“心灵生殖力”所孕育和生殖的，就是思想、智慧、美。各行技艺中的发明者和创造者，都属于这种“心灵生殖者”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诗人荷马和赫西俄德。

原本以为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可是苏格拉底的第俄提玛却说，这不过是爱情“深密教义”和“玄密宗教”的一个粗浅门径。第俄提玛希望苏格拉底能继续做深入的探索，从具体的个别的美，最终抵达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美。那是美的种子，美的本体，它“无始无终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”，不垢不净，诸法空相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，舍利子。此刻我终于忍不住要哈哈大笑了。面对这种“无中生有”“有复归无”“非无非有”，擅长“斩草除根式”批评的苏格拉底，恐怕也无能为力了，更谈什么批评的“化有为无”。

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批评表示不服，正想出来跟他辩论一番，却被另一位迟到者所打断。来者是一位酒闹子，醉醺醺吵嚷嚷地出了场。他叫亚尔西巴德，是苏格拉底的好友，两人一起上过战场。亚尔西巴德把“歌颂爱神”的主题，改成“歌颂苏格拉底”的主题。这大概也是柏拉图的本意。按照亚尔西巴德的描述，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莫逆之交苏格拉底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在战场上，有诸多的稀奇事迹（勇敢无畏，节制力极强，忍饥挨饿抵御寒热饮酒作乐的能力都超出常人），难以尽言。

亚尔西巴德说，苏格拉底像工艺品店铺里的林神西勒诺斯雕像，外表好像很丑，打开机关，肚子里却装着很多其他小神像。这就像他辩论的时候那样，表面上说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，列举些引车卖浆之流。但剖开他的言论往深处看，里面全是品质优美的意象，旨意崇高的比喻，都是求美求善求真的人应该懂得的道理。那追寻美之本体或最高“共相”“理式”的苏格拉底对话体，就成了人类智慧宝库中最耀眼的明珠。

辩才无碍的高士苏格拉底，他的语言优美如同牧神的笛声，亦似仙女的歌唱。他那言辞的“歌唱”仿佛来自女妖塞壬，让听者痴迷到不顾死活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却被人安上了莫须有罪名而处死，想来就令人悲忿！苏格拉底最后说：我去死，你们去活，究竟谁更好，只有神知道。 （2020.6.15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