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张柠：历史剧要摆脱“演义思维”
   

    历史总是像乌云一样，笼罩着我们的头颅和我们的心灵。活得太久的民族，对一块石头都会产生很多悠远的历史联想，真实的石头也就变成了历史的标记。面对自然，我们仿佛不是在看一棵活生生的树，而是在欣赏历史遗产；面对具体的事物和个人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将它变成历史的证据。在“历史”面前，我们总能够滔滔不绝、头头是道；在个体、自我和灵魂面前，我们顿时哑口无言、三缄其口。“历史记忆”成了我们的宗教，听说书人讲历史演义仿佛在做礼拜，看历史电视剧取代了祈祷，抚摸历史老僵尸成了我们经常的功课，翻阅“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”成了一个民族成长仪式。

    为了让“历史”便于记忆、深入人心，我们发明了“历史演义”这种介于历史和故事之间的奇怪的文体，而不是“英雄传奇”和“长篇小说”。“英雄传奇”塑造的是先民中强大而完美的人格典范。“长篇小说”关注的是弱小而有缺陷的个人在历史中的遭遇。“历史演义”则对那些在历史酱缸中捣浆糊的人津津乐道，比如，概念化、脸谱化的刘备、孔明、曹操、孙权、袁绍、董卓，等等。在古典叙事文学中，《三国演义》是文学性最差的一种，其中的阴谋、虚伪、暴力、谎言、妖术，都是“少儿不宜”级的，至少是“家长指导”级的。拍成电视剧之后更是如此。

    最近，国内多家卫视在同时播放新旧两种版本的电视剧“三国”，引起了许多议论。议论得最多的话题，自然是哪个版本更好，更接近历史原貌这些假问题。叙事文学《三国演义》无须完全忠实于史书《三国志》；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和《三国》同样无须完全忠实于小说《三国演义》。它们都是不同时代的人，对历史事件和小说人物的不同理解和诠释。对于文学艺术而言，问题的关键不在“尊曹抑刘”还是“尊刘抑曹”这一历史酱缸内部的分赃逻辑，而在于是否有艺术创造和现代人文眼光。艺术创造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宣传，而是对人物性格和命运的重新理解和再现。

    从电视剧表演的角度来看，新版“三国”比老版“三国”要中看一些。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如果还在重复老“三国”，甚至不如老“三国”，那这十五六年我们大家就白活了。老“三国”简直可以说是惨不忍睹：“革命样板戏”腔，矫揉造作的表情，虚假的哭声和笑声，对白语言和身体动作的不协调，京剧脸谱般的妆容。我一直弄不明白，演员为什么三五个镜头就来一次“哈哈哈哈”的、程式化的大笑。他们以为这种假笑能引起观众的真笑，但所有的观众都没有笑，只有演员自己笑得不亦乐乎。

    最让人触目惊心的，是“卧龙吊丧”（孔明哭周瑜）那场“哭”戏，看得人浑身哆嗦，想吐。因为那不像孔明在哭，而像孔明的老婆在哭，还不断地用头撞周瑜的棺材。为什么要强化这场“哭戏”？为什么不强化孔明在听到周瑜死讯前后的两次大笑呢？可见，在处理“哭”和“笑”的时侯，编导和演员的大脑都是一片混乱，历史演义思维和表演煽情思维搅成一团。新“三国”的这场戏也没有什么长进，几乎是对老版的克隆，就差用头撞棺材了。总而言之，他们的哭让人想笑，他们的笑让人想哭。

    新版“三国”有一些亮点，在处理曹操和刘备两个形象时似有新意。曹操不同于常人的奇异性格得到了较好的诠释，作为中国男人中极其罕见的偏头疼患者的性格，刻画得也较为生动。但演员的表演有时侯收敛不够，使曹操露出一种前后不一致的轻浮性格，比如随地大小便、当众照镜子。刘备的性格中增加了“大丈夫”成分，但冷峻刚毅过多，狡猾猥琐不足，艺术上显得突兀，说服力不够，仿佛要将曹操取而代之似的。孙权演得幼稚，有那种在东亚流行的浅薄青春偶像剧的味道。几位女性演员选得不对，演得也不行，显然是草率从事。中国历史从来就不重视女性形象，这部电视剧也是如此。

    假如还有人想重拍的话，应该在曹操的性格刻画上，下更大的功夫。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，一位善于玩猫捉老鼠游戏的战略家，一个生命力旺盛的男人，喜怒无常的怪人，爱才如命的伯乐，一位神思飞扬的诗人，一位头颅里经常有小人儿在窃窃私语的偏头疼患者，一个说不尽的艺术形象，才是文艺作品所追求的，也是观众所期待的。历史剧要摆脱“演义思维”，进入艺术思维，让复杂的人物性格和艺术形象深入人心，而不是让阴谋、虚伪、暴力、谎言和妖术深入人心。（2010年6月1日《新京报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