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张柠
70后作家,撤退还是前行?
我曾经在《新京报》写过一篇文章,说“70后”一出生就衰老了,遭到许多人的反驳,他们纷纷表明自己尚未衰老,而是步履矫健地走在创作的中途。也有人认为,评价文学不要用“代际”概念,不要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的,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他们的反驳尽管不无道理,但“代际”概念总是难免的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个性,这种个性就是他们的共性。大众媒体向公众发言,不可能将一代作家一个个如数家珍地列举出来。所以我要再一次使用这个代际概念。
我曾经强调“70后”作家创作中有“精神衰老”的迹象,而忽略了他们精神世界中“精神抖擞”的一面,其实是想给这个充满可能性的写作群体一个提醒。因为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,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,他们无疑要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主力。所以,我至今认为这一提醒是善意的必要的。
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遭遇和压力。就文学创作而言,“70后”的遭遇最惨,压力最大。他们没有赶上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期,也不想去趟商业写作那趟浑水。他们在书籍文化而非图像文化中长大,身上天然地继承了文学的基因,却是文学体制的局外人。他们熟知高度发达的现代技术媒介,却只能目睹电子文化舞台上的表演者(80后),既不能全力介入,也无法抽身而去。他们成了现代商业文化的局外人。在“60后”作家面前,他们尚未长大;在“80后”作家面前,他们快要成为老头子了。这就是他们写作的基本处境。
面对这一处境只有两种选择,一是撤退一是前行。撤退者,就是装老头子,微言大义,什么都看透了似的。在语言上,放弃20世纪初和80年代的文学成果,模仿古典白话文学的语言。比如,经常采用“无主句”,省却主语(言行发出者),也就是将一个人的言行变成所有人的言行,于是就成了真理。这不成了“道德经”的语言吗?这是文学创作的死胡同。
其实,更多的“70后”作家选择了“前行”而非“撤退”。在继承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基础上,他们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探索。他们在浓厚的商业文化背景之下,艰难地守护文学自身的逻辑;在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转型中,寻找和发明新的语汇;在静止(定居)向骚动(迁徙)的转变中,寻找意义的确定性;在审美的死胡同里,寻找新的美学碎片。当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都躲在书斋里憋足劲儿试图炮制“红楼梦”的时候;当那些更年轻的作家躲在现代文学工厂里“指纹打卡”的时候,我要说,70后这一代作家任重道远。他们业已开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力。(2012年3月3日《新京报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