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张柠
托尔斯泰，离家出走的文学幽灵
    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（1828.9.9—1910.11.20）逝世100周年之际，世界各地都组织了纪念活动。我国的上海、长春、大连等城市的学术机构，也分别召开了相关的“托尔斯泰研讨会”。德、英、俄三国艺术家联合摄制的纪念电影《最后一站》，于2008年在德国开机，2010年初在全球上映。这部反映托尔斯泰生命最后时光的电影，引起了广泛关注，并获82届奥斯卡奖两项提名。但是，据国内多家媒体转述英国《星期日电讯报》的报道说，唯独托尔斯泰自己的祖国俄罗斯，却显得出人意料地冷静。可见，尽管托尔斯泰永远会站在世界文学的巅峰，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位天才的艺术家、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脾气有些古怪的老人。特别是他晚年那些对世俗社会具有摧毁性的言论和著作，让所有的权贵都感到烦躁不安。

    托尔斯泰2岁丧母，9岁丧父，在姑姑的监护下长大成人。在喀山大学读书时，他是东方语文系学生（后转到法律系），学习过阿拉伯和土耳其文学，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和较为深入的了解，写还过介绍“四书五经”的文章。他在所列的自己读过的书单中，有孔子、孟子、老子和佛教书籍，并在给一位中国人的信中声称自己“相当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”。尽管托尔斯泰读遍西方文学经典，对《圣经》了如指掌，熟悉卢梭和雨果、歌德和席勒，但是他内心深处有着浓郁的东方情结。因此，他晚年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便顺理成章。他的小说中也时常会出现“说教”这种东方文学的特色。

    托尔斯泰将一生的主要精力集中在3件事上。一是创造非凡的美的作品。在47岁之前，他几乎完成了除《复活》之外的全部重要作品，其中，《战争与和平》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无疑可以列入世界文学最伟大作品的行列。其成名作长篇小说《童年·少年·青年》，在艺术和思想上显示出令人吃惊的成熟和深邃。根据战争时期经历创作的“塞瓦斯托波系列”军事小说也是上品。晚年的《复活》在艺术上更加如火纯清。其实，我更喜欢他的中篇小说，如《克莱采奏鸣曲》、《哈吉穆拉特》、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等。

    第二件事情是对社会正义、人类得救的思考与行动。这一重大事情从两个方面展开：一方面是对世俗权力的强烈质疑和批判。《论政权、统治者和暴力》、《没有政权的社会生活是可能的吗》、《不可杀人》、《为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准备的报告》、《停止服从政府，不参加暴力》等文章，令沙皇大为不快。他的批判性被列宁视为“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”，而与圣雄甘地相呼应的“托尔斯泰主义”，遭到了列宁的批评。另一方面，他试图以“基督之爱”的原则来拯救世界，主张废除私有制，并身体力行地从自己做起，参加体力劳动，关注底层平民的疾苦，要将所有的财产捐给穷人。

    第三件事情是建立在对信仰极度虔诚基础上的怀疑和反思。表现为对人性不完满性的恐惧，以及对自身的不满。《忏悔录》、《天国在你们心中》、《生活的道路》都是这一思想的产物。这些文章因他巨大的声誉而广为传播，招来了大批的青年朝圣者，他的波良纳庄园，一度几乎要成为新的麦加圣地。毫无疑问，托尔斯泰不满足于做一位作家，他要做圣徒，做拯救者。最终，他身上重现了东正教寺庙中的“癫僧”性格。这让他的朋友和家人深感不安和失望，就像他对周围的失望一样。

    对现实的失望是他离家出走的深层原因，其他理由（包括他可怜的妻子）都不过是借口。托尔斯泰的“离家出走”，像是一个蓄谋已久的人生规划，从57岁时开始，到83岁时才完成。这，与其说是一桩现实事件，不如说是一桩精神事件。因为托尔斯泰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，一会儿说去修道院，一会儿说要出国。总之，不是在他厌恶的城市和乡村，而是在旅途上。

    1910年11月20日，离家出走之后的第10天，托尔斯泰因肺炎病逝在一个叫阿斯塔波沃的小火车站里。这个从乌拉尔通往梁赞省中途的风雪小站，地处那座使他名声大噪的大都市莫斯科东南约300公里，地处他的出生血地雅斯纳雅·波良纳庄园东南约160公里，既不是城市，也不是乡村，仿佛旅途中一个心灵驿站，仿佛无所归依的灵魂的临时客栈。尽管按照遗嘱，他被埋葬在波良纳庄园一个传说埋有“小绿棒”的树林里，伴随着允诺将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的“小绿棒”，长眠地下。但按照东方观念，他死在漂泊的中途，灵魂尚未找到安顿的处所，还在四处流浪，像一个离家出走的文学幽灵。（托尔斯泰逝世百年纪念日写于北京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