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张柠：鲁迅永远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标本

    最近几年，中学教材删除了一些鲁迅的作品，由此引起了许多争议。“删得好”与“删不得”两种声音争锋相对。由于鲁迅作品的文字偏于艰涩，所以，网络上的“倒鲁派”略占上风。但我认为，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：鲁迅永远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标本，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源头之一。胡适无疑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源头。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，鲁迅与胡适成为互为镜像的奇异现象：有人征用鲁迅剿灭胡适；有人征用胡适剿灭鲁迅。在朝集团需要建设性意见，因此钟情于胡适；在野集团需要批判性意见，故而要力挺鲁迅。直到今天，如何取舍的问题依然很棘手。

   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自己文明内部的批判，一向是缺乏力度的。根本原因在于，他们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，像寄生蟹一样，寄生在官僚体制的蟹壳里，靠官僚蟹肉的营养为生。道家知识分子的批判固然是釜底抽薪，但他们以“出世”的方式抵制和拒绝社会。儒家知识分子主张“入世”，但缺乏独立批判精神，总是伺机获取权势者的认可。传统文人基本上是在“儒释”或“儒道”之间左右摇摆，或者说在帝国权力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之间摇摆，只能在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这两条出路之间选择。

    活动在帝国权力领域的官僚，也就是“相”，要善于协助皇帝为民族国家这个庞大的躯体“治病”；活动在私人生活领域的专业人士，也就是“医”，要“悬壶济世”，对付具体的个人肉体的病痛。因此，在一个“公共领域”尚未发育的国度，传统知识分子只有两种选择，或借科举走向通往“良相”的道路，或进入私人生产生活领域成为专业人士。

    从“洋务运动”到“戊戌维新”，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怀着“良相”的梦想。他们试图通过重复历代封建大臣“变法”的方式，介入帝国政治权力领域。所以，“现代知识分子”的概念依然没有出现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，有赖于“良相”和“良医”的有机结合，将“良相”的社会责任与“良医”的独立判断和专业精神，“良相”的宏观视野与“良医”观察入微的理性方法结合在一起。这样，既避免“良医”的狭隘专业视野，也避免“良相”堕入宫廷政治阴谋。“五四”运动改写了“良相”和“良医”的传统概念，使之超越了“帝国权力领域”和“私人生活领域”的局限，催生了由现代知识分子介入的“公共领域”。

    从“五四”运动开始，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向自己的文明体系展开了激烈的批判。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鲁迅。鲁迅的选择本身，就是一个关于“中国疾病”的隐喻，它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与病态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。父亲的病逝，使他做出去西方（脱亚入欧的日本）学医的选择（做“良医”），要疗救父亲们病态的肉体。这可以算作是发生在鲁迅本人身上的“洋务运动”。当他发现一种更可怕的病毒：国民性深层的精神病毒时，他毅然放弃了“专业人士”的选择，投身于“民族精神病学”研究（阿Q是他的典型病案）和“话语公共卫生事业”（对传统话语病毒的清理）。鲁迅在知识分子“批判性言论文化”层面上，将“良医”精神与“良相”精神高度结合在一起。他用一柄犀利的语言手术刀（“匕首和投枪”是鲁迅自己对“手术刀”的错误命名），解剖了中国这具庞大的东方躯体。他正是中国现代“批判性言论文化”的源头。这使他成了20世纪中国著名的“知识分子”。

    与这种知识分子及其“批判性言论文化”相配套的，是《新青年》、《申报》、《语丝》等报刊这种带有“公共领域”性质的媒介，而不是君臣之间的“朝觐”或“苦谏”。鲁迅一直将自己定位在“批判性言论文化”的领域，而对组织化的权力行为保持着高度警惕。有人只看到了隐藏在鲁迅精神深层的“良相”因素，因此对他大加赞赏，而忽略其“良医”的一面。“良医”的科学精神，不管病毒在什么人身上，也不管病毒出现在什么部位，统统都要杀死，以便新的肌体生长。

    将知识分子鲁迅从现代“公共领域”拉进“国族”权力领域，并作为国家话语的组成部分，是对鲁迅的刻意误读，也是对“批评性言论文化”的征用。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一直遭到误解的根本原因。同时，对知识分子“批判性言论文化”要么征用，要么剿灭，是中国“公共话语领域”发育不良、甚至濒临灭绝的根本原因。（20101001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