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张柠:文化恋母情结和重拍经典的危险
    近二十多年来，古典小说四大名著拍成影视作品这件事，一直是公众热衷的话题，从首拍到重拍，从拍电影到拍电视，每一次都会引起不小的骚动。最近，新版“红楼”和“三国”的播出，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。我发现，公众舆论有一种“旧的都好，新的都差”的偏向，这是对商品时代疯狂追求“新奇”的市场逻辑的报复。商品总是通过新奇的形式而不是内容来诱惑消费者，导致公众产生“厌新症”。同时，在“旧”和“新”中二选一，并且坚持选旧的，不动脑子也有50％的胜算。这种开关思维已成定势。

    我的《历史剧要摆脱“演义思惟”》一文，因批评旧版“三国”支持新版“三国”，在网络上招致疯狂的“板砖”。但我并不因此改变看法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艺术判断。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可以搞民主，审美趣味没有什么民主可言，它就是独断的。现在我批评新“红楼”，也不因为网上一片批评声，同样是我自己的艺术判断。新版“红楼”的确有问题，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念旧版“红楼”。网民们这样总结新版“红楼”：“声音像复读机，表演像木偶剧，背景音乐像鬼片”。这种民谣式的总结很精彩，也容易传播。但批评应该建立在分析而不是猜测的基础上。

    举一个例子吧。新“红楼”将“芦雪庭争联即景诗，暖香坞雅制春灯谜”那场戏演成了一场闹剧。这场戏本来应该像“林潇湘魁夺菊花诗，薛蘅芜讽和螃蟹咏”一样，是《红楼梦》中的经典场面，是大观园兴盛的巅峰，也是传统诗歌文体、对小说这种新兴的俗文体的怀疑和调解，因而俗中取雅、闹中见静，分中显合。“争联即兴诗”是一个统摄的场景，统摄之下是姐妹们个性的展开。每个人的诗句自不相同，这是曹雪芹的本事，演员表演也应该像诗句一样不能雷同。新“红楼”却把这场戏拍成了一个饭局，充满了恶俗的笑声，与吟诗之雅完全不相干，同时让我想起了西门庆的家宴。史湘云可以狂笑，薛宝琴可以大笑，黛玉、宝钗、李纨们则不可以狂笑和大笑。而且每一个人的笑，都应该是不同个性的显现。同时，笑闹不可压倒吟诗之雅的总体氛围，更不可显露出丫鬟德行。吟诗之前的哪个吃肉的场面，没有见到“锦心绣口”，倒是像“驴友”在野外吃烧烤。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，年轻演员的思维中充满了“拷贝文化”的痕迹，完全是一个“空心人”，无法演出艺术个性，而是彼此雷同，相互抄袭。

    四大名著中最难拍摄和表演的就是《红楼梦》。与其他几部小说相比，《红楼梦》不是“三国”的历史演义，不是“水浒”的兄弟故事，不是“西游记”的传奇，而是一个空空道人的幻梦，仿佛一个偈语、一个箴言、一个卦象，或者说是一个中国的命运密码系统。历史可以“演义”，故事可以“表演”，传奇可以“重现”，幻梦怎么演？命运密码怎么演？光靠读两遍小说是不管用的，还要有“慧心”。所以，演员的精气神比脸蛋和身体的比例更重要。

    更麻烦的是，从表面上看，曹雪芹并没有将它写成一个幻梦，而是以极端现实主义的笔调去描摹生活细节，用“假语村言”将“真事”隐藏起来了，因而是一种现实主义包装下的“象征主义”或“表现主义”。其中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行动，都像一个符号，有其多重所指，并且包含着对终极问题的理解。这种语言形式，对每一代中国人的形象思惟能力都构成挑战，对每一代中国人的诗性感悟力都提出了难题。因此导演应该具备良好的艺术感悟力（《红粉》和《大明宫词》等作品，曾经证明李少红是一个有艺术感觉的导演）；演员表演时的控制力也同样重要。在后面这一点上，老版《红楼梦》的演员做得好一些。

    长篇小说《红楼梦》，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罕见的能够细读、甚至可以反复重读的作品。它隐含了中国文化的诸多秘密，它是中国人对命运理解的一个密码箱，从而成了中国人的一个特殊的精神栖息场所，也是中国人“文化恋母情结”的语言表征。中国文人一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就去读《红楼梦》，创造力一开始衰退就奔《红楼梦》去，就像回到母亲怀抱、回到家园之中那样。试想，一群人在演我们大家的“母亲”，演我们大家的“精神家园”，结果会怎么样？怎么导、怎么演都很成问题。所以，任何人去重拍、重演“四大名著”这些文学经典，都要冒大风险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它依然有重新演绎和诠释的必要性。（20100916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