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柠：呼唤超越“苦役”的学术智慧

    我不大支持女孩子攻读博士学位，相信很多老师都同意我的想法。但这并不影响满校园走着低头踟蹰的女博士生，尤其是文学专业。她们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，有真心喜欢研究文学的，有害怕面对社会而要在校园多“赖”几年的，也有已经在大学里工作而不得不拿一个博士学位的。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这一选择都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。

    我的这一想法一直不便说出来，担心会被人误以为是“轻视女性”。其实我很尊重女性，特别喜欢阅读智慧的女性批评家的文章，它往往能够弥补男性思维的天然局限。女性思维的逻辑起点，总是与生命的真实经验密切相关，她们拒绝冰冷的、毫无生命感的逻辑，哪怕那种逻辑再严谨、再有体系。女性不仅仅形象思维能力超常，逻辑思维能力同样也可以是超常的。能够将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的女性，往往是一些男性望尘莫及的学者和批评家。就人文学科领域而言，国外的如美国作家兼文化批评家苏珊·桑塔格、英国作家兼文学批评家弗吉尼亚·伍尔芙、德国哲学家兼文学批评家汉娜·阿伦特等；国内的如作家兼文学史家冯沅君、作家兼文学批评家苏雪林、作家兼古典文学专家程俊英等。就这些天才的女性而言，其形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，其直觉能力和推理能力的相互支持、相互参证，使得她们往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，言常人之所未言，并能以优美的文字表达其独特的见解。

    我认为在人文学科研究中，思辨能力和直觉能力两者不可偏废。思辨主推理和综合，直觉主发现和判断。所以，直觉能力可以帮助思辨能力节省体力，不至于在材料堆里累得气喘吁吁且不得要领。直觉能力强但思辨能力弱的，不适合做学术研究，但不影响她们成为优秀的作家或诗人。思辨能力强但直觉能力弱的，不适合从事文学创作，但可能会成为一位学者。如果我们的思维中直觉能力欠缺，只知道抱住“三段论”这件古老的“冷兵器”，那么学术研究一定会变成一件“体力活”，结果是在材料堆里折腾得半死，而且收效甚微。目前，人文学科研究沦为一种“体力活”的趋势非常明显。几年来审读博士论文的经验告诉我，那些论文从总体上看，问题意识不强甚至缺席！材料多如牛毛，观点难见踪影。表面上一看，论文一章一节的，很有逻辑似的，但大多数是一种逻辑的平行排列，像一个“并联电路”，而不是对一个问题的纵深逻辑的推衍。或者说像教材写法而不像论文写法。

    尽管有“某某数据库”、“某某期刊网”在帮助我们，好像在为我们节约时间，就学术研究和学位论文的写作而言，这种数据库思维或期刊网思维，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。面对海量信息、大堆材料，如何判断？如何选择？如何与真正的问题意识接轨？如何纳入整体叙事逻辑？如何把握逻辑推衍中“问题域”的复杂演变？依然是一个大疑问。除非超越那种“搜索器”思维和体力活思维，将敏锐的直觉能力和严谨的思辨能力结合起来，才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，才可能将大量的精力放到对真问题的思辨和论述之中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是在做一件智慧的事情，而不是一件材料搬运工一样的重活。

    如果是一件“体力活”，那么女性，特别是体质较弱的女性，就不大合适做这件事。如今北京一些著名大学的文学博士论文，动辄15万、20万字。此外，还有进校之后一年之内大约5万到10万字不等的“开题报告”，然后是毕业前夕的“预答辩”，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件繁重的体力活，博士生普遍感到不堪重负，女博士生更是如此。“青灯黄卷伴更长”，青春年华却面带菜色，眼珠儿转得越来越慢，脑子却并没有快起来，苦不堪言的样子，让人于心不忍。

    对于人文学科研究而言，没有什么比生命的封闭状态更可怕的了。真正的创造性，固然需要扎扎实实的材料占有和梳理的功夫，但更重要的是真正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直觉发现能力。“发现”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。只有创造和发现，才是生命的本质属性，才不至于在重复中将生命消耗殆尽而两手空空，而是与生命经验的展开并肩同行。我甚至觉得，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会青春焕发、目光有神。这是不是人文学科研究和写作的神髓呢？

    周雪花博士任教于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，200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，师从张健教授攻读博士学位。她曾经选修过我为博士生开设的《中国当代文学热点难点问题研究》讨论课。我也目睹了她的论文写作的整个过程，从选题、写开题报告，到学位论文的写作、修改。她很认真，也写得很辛苦，当然进步也是神速和明显的。在开题报告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之中，她的刻苦精神令人钦佩。周雪花不但对自己的研究对象（铁凝的小说）有了深入全面的把握和理解，而且对研究方法（叙事学理论）也有了更深的掌握，特别是在将一种新的方法用于作家作品的全面研究时，下了很大的功夫。其博士论文中对铁凝小说叙事的“空间经验”研究的那一部分，尤见功力。通过几年的了解，我欣喜地看到，她已经能够更为自如地运用理论思维，对文学的判断和表达，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。

    用一种既成的理论去研究一个既成的作家，可以算是一种“应用研究”，但也存在一定的危险。一种理论的发明，是建立在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和细读基础上的。换句话说，对一位作家作品的细读，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理论。这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，也是对“批评的世纪”的一种回应和召唤。在周雪花即将离校的时侯，我们有过一次交谈。我对她说，要保持和发挥敏锐的艺术直觉这种女性的长处，从细读和批评开始，从个性化的批评写作开始，从给学生讲述一首诗歌及其语言的“元素构成”开始，从讲述一个短篇的“分子结构”开始，积少成多，然后才有真正的学术上的归纳和总结。更重要的是，将学术研究变成一个愉快的精神秘密的呈现过程，而不是一种搬运材料的苦役。

    周雪花的博士论文就要出版了。她的导师张健教授因工作繁忙，委托我代他为周雪花的新书写一个序言。根据自己的经验，我随手写下一些感想，不仅仅是写给周雪花的，也希望对那些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的人有帮助。我想提醒的是，要经常从“某某期刊网”或者“某某数据库”上面下来一阵子，“掩网静思”，仔细琢磨一下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？除了拿一个学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意义？它与我们生命价值的关联是什么？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再思考，或许会让我们从材料的重负和苦役中解放出来，重返人文学科研究的心灵起点，进而直指问题的核心。（张柠，2010年端午节写于北京师范大学）

◎本文是为《永远的瞬间》（北京出版社，2010年7月）一书所写的序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