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张柠：命若琴弦的文化香火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

    2009年去世的文化老人不少，大家知道的学者和文艺家，就有近20位。季羡林、任继愈、梁羽生等人的名字自然是如雷贯耳，王世襄、唐德刚、柳存仁、绿原、何满子、杨宪益、丁聪、欧阳山尊等人，也都是些接近大师级的人物。这些文化老人尽管多数都曾经饱受磨难、历尽沧桑，但总算是寿终正寝（大部分活到了90岁），这是他们的幸运。他们终于摆脱了尘世的磨难，去了一个或许没有烦恼的地方。
   

    但对于后辈们来说，总有一些若有所失的不安感，一种失去父辈之后的焦虑感。大家都普遍感到，学术和文化的薪火日渐式微；依仗政治、资本、传播等各种世俗权力支撑的文化骗子在招摇过市：官僚学者“双面人”，注册“大师有限公司”，为迎合大众传媒这种新的资本形式而往经典中注水。学术文化界进入“群龙无首”的时代。有人还说，他们是最后的“大师”，再也没有“大师”了。暂且撇开“大师”不说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在认字方面，后来者肯定不如那些逝去的老人。比如，认中国古代的文字肯定不如他们，认外国字也不一定能够超过他们，吐火罗文、梵文就更不用说了。连字都不认识，还谈什么写字，谈什么文化薪火。这是后来者的死穴，任何“补丁”程序都无济于事。因此，一个时期的“文化断代”是肯定的，后来者注定是历史的中间物。

    但也用不着过于悲观。事情往往是这样，当很有权威的人要消失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，觉得地球快要停止转动了、快要毁灭了。实际情形是，他们消失了，地球照样转动，甚至可能转得还要顺溜一点。正如顾炎武所说，“天下”兴亡，匹夫有责，“国”之兴衰，肉食者谋之，我们这些人该干嘛干嘛。所以，在惋惜文化老人们去世的同时，也不必过于害怕和着急，“革命自有后来人”。至于这些“人”到底能够成为什么样的“人”，那的确很难预料。龙种断根，跳蚤横行，也是一种无法逃避的世相。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后辈们，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，比如编写病毒程序，把古代经典转化为游戏软件，把古籍的文字搬到手机里面去，发明一些老同志永远也弄不懂的“火星文”。意思的确是不大，但总比坐在那里发呆、发傻要强一些。它表明我们还活着。活着就有希望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

    这些逝去的老人经历各异，除少数几位早就移居海外的，比如唐德刚、柳存仁、梁羽生，剩下来的人的命运都相似。他们的学术命运走势形成的图像呈哑铃状，两头大中间小，青少年时代和晚年都不错，中间的壮年时代则很糟糕。

    对于学者而言，“青少年时代好”，主要是指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，少年时代的古典教育和青年时代的现代教育，敞开了他们的精神空间，为后来的学术创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季羡林毕业于哥廷根大学，任继愈毕业于北京大学，杨宪益毕业于牛津大学，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，郑念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，绿原毕业于（重庆）复旦大学。即使像舒芜、何满子那样没有上过大学的人，也接受了非常好的家庭教育。舒芜自称“桐城派的子孙”（父亲方孝岳为著名文学家，姑母方令孺为新月派诗人）。何满子上的是西式私塾，国学课由一位前清副榜教授，数理化和外语课由一位剑桥大学毕业生教授。

    他们都是生于20世纪一十年代或二十年代的人。当他们进入四十岁左右盛年期的时候，本来是人生的黄金时代，学识、见识、身体都处于巅峰状态，应该是开始自己的学术创造的时候，但那他们却遭遇了命运的低谷。他们不得不整天写检讨、读报纸、参加劳动、检举别人；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诚惶诚恐，忧心忡忡。最典型的是舒芜，刚刚揭露完了胡风，转眼间自己“被”变成了坏人，最后连妻子的命都搭上了。季羡林先生晚年写了一本《牛棚杂忆》，回忆了自己五六十年代的“非人”生活，他反对用“畜生”来比喻人，认为这是对畜生的侮辱，只能称之为“非人”。不仅仅是他们，所有的学者和文人都一样（如茅盾、巴金、曹禺等），他们两手空空地走过了天命之年，没有给自己和后人留下什么。文集中的作品，主要写于青年时代和老年时代，壮年时代的作品主要是检讨书和声讨文。

    说他们幸运，是因为他们还活着走过来了，没有埋在密山农场、清河农场、北苑农场,向阳湖、团结湖、兴凯湖,北大荒、石河子……直到60岁的时候，他们开始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进入了学术的第二个黄金时代。季羡林、任继愈和他们的同龄人一起，成了80年代大学生的精神支柱。还有像郑念老人那样的人，30多岁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，出狱后65岁到国外定居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《生死在上海》。丁聪老人更有意思，早年的漫画实在不怎么的，为《文艺报》（试刊号）设计的刊头，像中学生的黑板报，60岁之后却画得出神入化；弥勒佛一样笑呵呵的表情掩盖着一生的酸楚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三

    二十世纪八、九十年代大学生选导师，首选当然是上面提到的那一年龄段的老学者，外加一批四十年代末大学毕业的学者；其次就是选择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培养出来的青年学者；第三才是选那些三四十年代出生、六十年代前后大学毕业的老师。

    总体上看（少数优秀的除外），后面这一批学者，知识结构单一，思想僵化，精神空间逼仄，话语方式不像学者像领导。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时代塞给他们的礼物。他们靠《联共（布）党史简明教程》、季摩菲耶夫的《文学原理》、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喂养成人（有人称之为“吃狼奶长大的”）。他们迷恋那种把人分成相互撕咬的两大群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）的阶级论。尽管他们后来也认可了“文学是人学”的说法，却主张歌颂“好人”，打击“坏人”。更可悲的是，面对季羡林先生所说的那种复杂的“非人”，他们却束手无策。他们最熟悉的方法论，就是那种变戏法一样的“辩证法”，“一分为二”说得头头是道，却不知道“二生三”的奥秘。在简单的“敌友”、“美丑”二元思维支配下，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伦理学等等，自然也就变成了社会斗争的“一面镜子”。他们的学术命运走势图像一只纺锤，两头小中间大，意思是说，青年时代（五六十年代）他们没有受到最好的教育，晚年也没有留下什么满意的著作，最风光的时候是中间那一段，开批判会、写批判文章、写大字报，他们的学术著作或者文学作品，不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批判檄文或者大字报。他们在整人和被整、受虐和施虐的境遇中激动不已，他们既是“非人”的制造者，又是“非人”本身。

    至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者，他们一出场就宣布：回到五四，也就是去寻找他们的知识导师和精神导师。但是，这一代学者的死穴，就是先天不足，没有“童子功”，元气孱弱。你想想，他们在“文革”时期上中小学，满脑子斗争哲学和无赖思想。直到大学时期，才开始补季羡林那一辈学者少年时代学过的功课，包括古汉语和外语，看了前面忘了后面。到了90年代，正值他们的盛年时期，自认为可以开始做点事情了，却遇上市场经济挤压和诱惑。此刻的学术界，也在各自占山为王，老师变成了“老板”。一批学者开始热衷于“炒学术股”，让学术立马变成钞票和房子。这使他们注定不可能创造阔大的学术空间。他们的学术命运图是一条线，一个“单向度的人”。

    与上述情形构成鲜明对照的，是唐德刚和柳存仁。他们早年移居海外，如今都是国际汉学界之翘楚。他们的学术命运走势图，却呈现出一种金字塔状。唐德刚为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，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，纽约市立大学东亚系主任。柳存仁为著名的敦煌学家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学院院长、澳洲人文科学院院士。他们之所以成就斐然，并非他们是什么天才，除了早年接受良好的学术训练这一基本前提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学术研究环境安定，没有什么东西去伤害他们，用不着向各种权力（政治的、经济的、学术的）点头哈腰，更用不着为了保持一点可怜的尊严而耗尽脑汁！(2009.12.25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