垃圾与黄金：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的两个极端（张柠）

1、两种貌似对立的评价
        短短的两年之内，对中国当代文学（1949—2009）的评价，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。一个由著名汉学家、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提出，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（简称“垃圾说”）；另一个由著名批评家、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提出，说中国当代文学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”（简称“高度说”或者“黄金说”）。由于事涉当代，与每一位活着的人多少都有点瓜葛，关注的人自然会很多。所以观点一出，立刻引来了大量的围观者。

        面对两种针锋相对的评价，人们难以取舍。两位学者都自称研究中国文学三四十年，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独特的情感，恨不得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自己的儿女。但他们俩用截然相反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情感：一个像严父，恨铁不成钢，面对缺点，厉声责斥；一个如慈母，越看越喜爱，只看长处，袒护有加。“垃圾说”和“黄金说”，两种观点表面上南辕北辙，但深层逻辑却是同一的。它们就像生长在同一胎盘中的一对龙凤胎。在精神分析的视野中，黄金是粪便（垃圾）的升级形式，所以人们常常会视黄金为粪土；粪便（垃圾）是黄金的堕落形式，所以人们面对它总是会哈哈大笑。“垃圾说”和“黄金说”，就这样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中两个既互相拆台，又相互依赖的奇怪景观。

2、顾彬“垃圾说”的遭遇
        顾彬的“垃圾说”，因其明快和粗暴的双重属性，给公众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和乐趣，也为公众释放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满情绪，提供了机会。报纸和网络等大众媒介的大肆报道，暗含着公众对顾彬的支持，但反对者也不少。根据不同的动机，可将反对者分成两类，一类是心态上的不接受，一类是事实上的不接受。心态上的不接受，就是死要面子，活不认账，但内心还是有点发虚。事实上的不接受，则是要找理论上的借口，用理性思维做工具，把死的说成活的。

        先说心态上的不接受：敢于公开说出真相的为什么不是我们而是你洋人？连垃圾都不认识，我们的思维、视觉、嗅觉是不是真的有毛病？为了回避自身的问题，我们转而向汉学家发起进攻：你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垃圾的组成元素和生产环境吗？其实这是一种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的自然心理反应。近代以来，面对洋人，中国人的“义和团情结”从来就没有消失过，经常摆出一副刀枪不入的样子。中国当代文学是不怎么的，但你顾彬先生说它是“垃圾”，我们偏偏不爱听，就好比自己家人有缺陷而不接受外人责斥一样。其实我们一直很讨厌那种腰里缠着红布，光着膀子嗷嗷叫的义和团，更喜欢五四先辈引进的文学“洋枪洋炮”。面对“文学义和团”时，我们摆弄着“洋枪洋炮”；面对洋人的批评，我们情不自禁地脱光上衣，将红布往腰里一缠，摆开架势哇哇地冲了上去。这是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情结在个体人格中的可悲投影。

        再说事实上的不接受。这是“心态上不接受”的变异形式，或者说是它的升级版。这种思维认为，顾彬先生对当代文学事实的判断有问题，或者说他的西方“知识谱系”不适应中国语境。当我们用“中国方法”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它很好，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”。陈晓明先生持这种观点，参见2009年11月7日的《羊城晚报》B05版和他的“网易博客”文章。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断语。据我所知，陈晓明先生不是心血来潮的偶尔一说，而是通过多年的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。可是他一直在瞒着我们，直到今天才“斗胆”说了出来，说完之后把自己吓了一跳。所谓“斗胆”，是弱者向强者进言时的卑词。说出一种与主流价值观念高度一致的观点，不需要“斗胆”。需要“斗胆”说出来的，是那些与强权不吻合的观点。

3、陈晓明“高度说”的逻辑
        陈晓明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新评价，源于他对自己多年来所操持的西方“知识谱系”的疑问。他深感歉疚的是，自己至今还没有创造一种全新的、综合古今中外的知识谱系，来与西方知识谱系相抗衡，以致让“达到前所未有高度”的中国当代文学“蒙冤”多年。他认为：“如果没有我们自己对自身文学的认识及其建构美学准则，我们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……西方给我们施加的美学的标准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，我们用那样的标准看自己的小说永远是差了一大截”。为了迅速摆脱外来标准“施加”给中国当代文学的“二流货”、“差一截”的不公正待遇，陈晓明先生在来不及建立新的知识谱系和评价标准的前提下，直接将“前所未有高度”的结论端了出来。通过放弃个人趣味和迁就权力的趣味，通过为宏观决策提供资讯的“专家身份”这一中介，知识谱系的逻辑，顿时转变为权利秩序的逻辑；中国当代文学的“垃圾说”，顿时转变成了“黄金说”。

        在推出“黄金说”的过程中，陈晓明先生一方面在努力寻找一种与国际知识谱系接轨的言谈方式，为中国当代文学辩护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全新的判断。比如：在“反抗现代性”的理论前提下，重新肯定 1949年至1965年的文学的价值；通过学生的阅读反应，来肯定《创业史》、《红旗谱》等作品的传播意义；将最前沿的理论资源，用于为当代文学研究的“去政治化”服务；用“再解读”的方法，为当代文学寻找新的“美学标准”；最后推出“前所未有的高度”的结论。另一方面，他有意无意地用了一种暗含威胁的口气：“有人要唱衰中国文学”，仿佛当代文学的读者和批评者中有敌对势力似的。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，但这种句式，透出一种我们熟悉的杀气。当他遭到国内“文学买办”骚扰的时候，他还使出了一招太极推手：“保持文学的差异性”。如果将文学和非文学的“差异”合法化，那么“差异说”是取消价值判断最省事的一招。这种说法，近几年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领域里都很流行，我们在主流媒体中每天都能听到。

4、当代文学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
        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，无论用国际视野中的文学标准，还是用咱们老祖宗的文学标准衡量，它都疑问重重。白话文文学诞生才九十多年，在文学史长河中好像一个新生儿，其成长过程历尽磨难，身体中既有来自母体的“胎毒”，也有交叉感染的“病菌”。面对这样一个发育尚不完全的对象，唯一可做的就是要设法让它自身的机能健全起来，而不是像溺爱的母亲一样找各种借口盲目夸耀。

        王蒙先生说，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环境处于“前所未有的宽松”时期，在当代中国60年的历史之中，并按照有中国特色的标准衡量，这个说法没有疑问。如今配上了“前所未有的高度”，两个“前所未有”加在一起，我们于是产生前所未有的困惑。表面上看，中国当代文学的形式和构件，包括语言和叙事技巧，似乎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，“肌肉”很发达似的，仔细检查，发现它缺心眼儿，也就是缺少作为文学基因的“自由心境”。

        机能健全的两个条件，一是好的外部环境，一是个体内在的生长能力，或者说造血功能。尤其是对文学而言，作家的内在生长能力特别重要。自由心境的丧失，是不宽松和禁锢的结果。禁锢的解除，可以让行动的自由立刻得到恢复，但不一定能让自由心境立刻恢复。因此，在恢复自由心境的过程中，有一种症候特别值得注意，那就是对解禁和自由的不习惯，迷上了先前的禁锢，甚至对宽松和自由产生逆反心理。这是一种典型的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在文学中的反应。

       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（Stockholm syndrome）这一心理现象或许古已有之，但这个心理学术语，则源于1973年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劫持人质事件。心理学家发现，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强烈依赖感。他们的生死控制在劫持者手里：要么合作而活着，要么反抗而死去，没有别的选择。劫持者让人质活下来，人质便产生感恩之心。渐渐地，他们与劫持者同呼吸共命运，甚至还会爱上劫持者。最终，他们和劫持者一起，将解救者视为敌人。这种“自我劫持”的心理现象，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越来越明显。他们对宽松自由特别反感，沉浸在当年被劫持之时的禁锢和受虐情境之中不可自拔。因此，在“前所未有的宽松”环境里，当务之急是解救那些因“自我劫持”而导致的变态心理，让他们恢复正常。2009年11月14日《羊城晚报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