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柠:20世纪新文化传统的两次变异

    对于中国文学史而言，20世纪新文学本身就是一次重大变异的产物。它从总体上终结了文言分离的古代文学传统，开始了以现代个体为核心，以白话文为载体，以个人经验为内在形式的新文学发展历程。这是一个中国人重新学习说话的时代，一个新文学经验再发现的时代，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新形式发生的时代，也是一个“人的自觉”和“文的自觉”的时代，从而奠定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基调。因历史变异而产生的20世纪文学，试图形成一种全新的现代文学传统。但从创作、传播、接受的总体上看，这个新的传统并没有成型，它一直处于飘摇不定的状态。

    在此，我不准备从大众接受者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的角度去找原因，倒是想从各种意识形态对“大众”的叙述和再叙述角度思考问题。我们由此可以发现，在20世纪“新文学传统”内部，文学发生的起点或者重心经常漂移不定，由新文学初期启蒙的“个体”，移向革命的“大众”（无产阶级、工农兵），或者移向市场的“大众”（消费者）。每一次重心的漂移，都是一次“集体”对“个体”的吞噬，一次“公众”经验对“个人”经验的涂抹，一次现代文学形式探索的归零行为，一次将新文学传统逼退到原点上的社会运动。对这一重心漂移所形成的文学格局的再改写，使它回到20世纪新文学传统的起点，往往是一个十分漫长而艰难的事情。近100年来，新文学就这样反复被退回现代文化的常识层面，反复地从零起点开始讨论现代文学问题和人的问题，现小儿科之相，以致人们对20世纪新文学传统疑虑重重，甚至有更弦易辙的念头。

    当文学发生的起点或重心的漂移，暂时抵达某一目的而成为一时之定局时，就出现文学局势的变异。本文所说的两次变异，一是以1949为标志年份、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“一体化”时期的文学，并且，它还与一个被叙述出来的“想象共同体”意义上的新兴民族国家空间形成密切相关。二是以1999为标志年份、以市场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新“一体化”时期的文学，并且，它还与一个被叙述出来的“交换共同体”意义上的市场话语空间，以及“虚拟共同体”意义上的新兴网络话语空间密切相关。这两次变异的表现形式看似不同，实际上有着很大的一致性或相似性。

    首先，是深层逻辑的一致性，即，语言或者文学本身不具备自足性，其意义依附于外在的事物（政治、经济）上；个体不具备自足性，其意义依附于外在的群体（政治意义上的“大众”、经济意义上的“大众”）概念上；个人经验及其表达形式不具备自足性，其意义依附在一种集体经验之上，表现形式是一种狭义的政治话语（简单的敌友二分法，多数对少数的专政）和一种狭义的市场话语（资本数字化，多数对少数的吞噬）。

    其次，两次变异的发生前提和成长经历十分相似。1949年之后的文学，是1942年“延安讲话”的产物，中间经历了1942年至1949年整整七年的迂回和能量积累，成功地建构了一个政治化的“大众”概念，并将这个“大众”概念作为文学歌颂的唯一对象。1999年之后的文学，是1992年“南巡讲话”的产物，中间同样经历了1992年至1999年整整七年的迂回和能量积累，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市场化的“大众”概念，并将这个“大众”概念作为文学生产的唯一救主。伴随着这些全新“大众”概念的叙述和建构，20世纪新文学传统中所希冀的个人、个人经验、经验表达的现代形式探索，等等，全都变得可有可无，甚至被安上各种罪名而遭到打压，或者被商业数字统计学所删除。

    此外，文学创作主体及其遭遇也有类似之处。面对政治或者经济两种宏大的权力话语的合法性，作家所丧失的首先是文学意义上的合法性。在政治面前，作家面临的是“存在还是消失”的抉择。多数受五四传统浸润的作家，或者改弦易辙，或者选择沉默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政治色彩浓厚、文体形式单一的“颂歌文学”的崛起，以及与之相关的“新作家”队伍的形成。在市场面前，作家面临的是“富裕还是贫困”的抉择。多数受80年代新启蒙思潮影响的作家，或者改弦易辙，或者在孤独地写作一种供文学小圈子交流和研究的作品。此时，一支庞大的、被书商和网络点击率所包养的写手站在了大众文化市场的前台。而由大众传播所建构起来的所谓“公众”，正在一种充满奇怪想象方式的、充满感官诱惑的文字中，搭建起一个消费性阅读的大舞台，市场中到处都充斥带着文学假面的怪诞吆喝。文学创造变成了文学制造，文学鉴赏变成了文学消费，意义追问变成了符号商品的引诱。

    上述两次文学变异，都是在“解放”的名誉下展开的，一种是以集体政治解放的行政许诺为前提，一种是以大众传播媒介对集体感官欲望解放的叙述为前提。“解放”的神话，赋予当代文学两种变异以毋庸置疑的合法性。其代价是，文学丧失了对各种貌似合法的话语的质疑能力，更丧失了属于文学自身的想象方式，现代文学传统的核心概念：觉醒的个体，一次又一次消失。

    自1999年至今10年间所形成的新一轮文学变异，是在市场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的柔性力量操纵下展开的。据权威机构统计，网络写作的受众人群超过了5000万（实际上恐怕超过这个数字），作者达到了10万人。尽管目前形势尚不明朗，但其来势可谓凶猛，影响可谓强大，以致年轻一代认为，文学就是网络论坛和畅销市场中那种“鬼吹灯”、“盗墓贼”之类的东西，那种毫无生命力的美丽词组，以及类似于“魔兽世界”一样的怪异想象。这种局面导致审美趣味的断裂，作家代际关系的断裂，文学形式演变史的断裂。这种断裂进一步导致批评话语的失效，文学批评话语被一种以数字化为前提的广告话语所取代，冠冕堂皇的理由是“广大读者喜欢”“传播效果好”。

    那些在市场上走俏的所谓文学作品，只要不违法，都有他的合法性。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，与其说是一个现实问题，不如说是一个词语层面上的“概念”问题。如何命名？如何评价？怎么和开始说话？文学有文学的合法性，它直指个体存在及其经验的表达；文字商品有商品的合法性，它直指经验表达背后的阅读消费和利润。不要把问题域搅乱了。对于文字商品的评价，正是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领域，而不是文学研究的领域。

    我们正在“生产时代”向“消费时代”转型的中途。生产是针对需求而言的，消费是针对欲望而言的。需求是有限的，消费则是一个在欲望支配下的黑洞，因此，它是一个可供无限开掘的潜在市场。文字新产品研发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“诱惑”。而“诱惑”的主要工具就是“形象”，包括文字、图像、声音所构成的各种“形象”。这就是“符号商品”生产的基本前提，也是商品之恶的心理根源。当代文学生产或者说符号商品的制造，也在这一逻辑之中。许多作者不是根据文学自身的规律去创作文学作品，而是根据社会欲望去写那些让人们消费的文字商品。这就是这一次文学变异的实质。

    特殊的符号商品，即文字（图像、声音）商品，以及与此相关的消费狂欢、对形象欲求的满足，最终的效果和就是产生一种“断裂”：与20世纪新文学传统的断裂，与文学形式史之间的断裂，与人类经验演变史的断裂。如果将这种“断裂”视为创新，那是一个笑话。在一个陈腐而不变的时代里，“创新”的确是一种可贵的品质，而在一个以追求“新奇性”为主导的商品社会，新奇本身就是商品的原则。文学需要追问“新奇”的生成机制，进而对它进行质疑。目前流行的所谓青春小说、网络小说、畅销书，只有新奇，而缺乏自觉的质疑和反思，因此也就不可能提供文学史意义上的形式探索。

    这种局面的最终结果是，假设要讨论文学问题，第一件事情就不得不谈论现代文学的基本常识，让文学一次又一次回到现代文学的起点，每一次都如此。我们的文学就像一茬不断被割去的韭菜，每一次都长出一撮小苗。这种违背现代文学常识的状况，使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在起点上不断地做小儿科式的重复。因此，保持现代文学观念演变史和形式演变史的连续性，是文学创作、批评和教育的重要职责。（張檸，2009年8月8日写于北戴河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