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柠：让山寨的归山寨，城堡的归城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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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最近，网上响起了上海某学者正义的声音：“都搞山寨，谁来创新？”他先假定所有的人都在搞“山寨”，然后对着这个“假定”发出强烈的质疑。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搞“山寨”，我们想搞也搞不了。问题在于，为什么“山寨文化”的兴起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呢？它是不是绝对负面的？对制度创新是不是一个刺激？

    说到“山寨商品”，我要谈一点自己的亲身经历。1996年花重金买来一部名牌VCD播放机，用起来很不顺手。因为它的纠错能力极差，只能播放所谓“正版碟”。价格昂贵就不谈了，看来看去就那几部土得掉渣的电视剧，农民对话都用意大利美声；译制片没字幕，找人配音，贼说话也是美声，很“雷”人。最前卫时髦的当然是广州街边的碟，5元一张，但质量比较粗糙，名牌播放机播不了。只好到大沙头去买“山寨版”的，几百元一台，不但纠错能力超强，还有“三防”功能：防尘、防摔、防正版（38元一张的“正经”碟放不了）。这是我第一次尝到“山寨商品”的甜头。到北京之后，我一次又一次尝到了所谓“正版”的苦头。在中关村某电子城卖了一块“正版”锂电池，近300元，用了三天电门儿就关了。找商家退货，说要领导签字；找领导，说要开会研究一下，回去等通知。无奈只好改用国产代用品，70元一块，三个月就报废。我急了，给广州打电话，说请帮我到大沙头去买几块“山寨电池”，每块15元，上面标有“1800mAh”的那种！

    这就是“山寨商品”一直有市场的原因。尽管“山寨商品”有一定的创意，也搞了有很多符合中国国情的改良，但是核心技术不是自己原创的，因此不能公开，只能在民间悄悄地玩。如果公开，那就好比老贼坐上了金銮殿——冒充皇帝了。其实，在“全球一体化”的格局中，“欠发达国家”处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带，其商业文化至今还基本上是一种“山寨文化”。所以，“山寨文化”是一种边缘挑战中心的策略。

    至于“山寨版春晚”这一设想的出现，也不是没有群众基础。一年熬到头等一台晚会，宝还押在一个农民笑星身上，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。春节联欢会，老是一个味儿，群众不满意，产品该升级了！但是，升级效果一直不理想，有人就在网络上广聚民智，编一个“民间版”取乐于民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，它必须呆在它应该呆的地方，比如网络。如果越位到电视台去，等着它的就是消失。“山寨文化”消失的例子，历史上很多。比如水泊梁山，很好一个山寨，他们偏偏想到东京去，结果就是消失。

   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发生和传播，都有其现实基础，但它必须受一定的时空条件所制约。文化产生的时间条件、空间位置不合适，或者文化比例的搭配不协调，这三者都是导致文化变乱的原因。近几年来，民间形态各异的文化一直在反弹，借助于网络这种新的相对自由的传播媒介，嗓门挺大，大得惊动了上级。前几年的“大话文化”，刚刚流行起来的“山寨文化”都是例证。各种民间文化在网络出现，并由边缘向中心进军，一定程度上是文化搭配不合理的表现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们之所以遭到狙击，一定程度上是空间行动越界所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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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前些年在广州的时候，看到北方人将周星驰的“搞笑”、“无厘头”命名为“大话文化”，还“后现代”，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，觉得非常可笑。这种“无厘头”的语言风格乃至行为方式，在岭南文化中早就存在，基本上属于“蛊惑仔”所为，或身上有“蛊惑仔性”的人偶尔为之。人们对它的态度不置可否，既不会绝对地否定它，也就是认可它一定的合理性，就像对待有时候会说点脏话的人一样；但也不会绝对地肯定它，因为说脏话不是好孩子。人们对此往往一笑了之。避开绝对的“二元对立”思维的方式，是一种典型的民间思维方式。相反，北方人见到“周星弛”之后却一惊一咋、大呼小叫：“星爷——”，仿佛遇到了救星。在北方那种严肃得令人怀疑自己是否活着的环境里，听到周星驰的无厘头、反逻辑、有瓦解性的语言，的确有一种解气的感觉。一群语言刻板无趣的人遇上一位语言蛊惑仔，全部扑上去拥抱它。南方“无厘头文化”对北方文化是一种弥补，南方古老的民间文化，在北方获得了某种“现代性”。但正统中原文化无法对此做出有效解释，以为是香港人从欧美引进了什么新的文化怪物，所以冠以“后现代”之名。南方“无厘头文化”到了北方却产生了那么多深奥的意义，这是周星驰们始料未及的。

    同样产生于岭南的“山寨商品”也是如此，原本是一种商品文化，北上之后却变成了一种“文化对抗”的代名词。所谓的“山寨现象”或者“山寨商品”、“山寨文化”，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引起关注呢？就是因为这一现象的“时空关系”发生了变化。一种文化现象，一旦改变了它所发生和存在的特殊时空条件，就会出现诸多的歧义。任何事物的合理性，都是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的合理性，逾越了特定的时空条件，它就要出故障。“山寨商品”出现在东南一隅沿海地带，它就没问题；当它试图向中心城堡进军的时候，就会遇到麻烦。“山寨文化”出现在网络上没问题，出现在电视上就会遇到麻烦。“山寨商品”出现在中国加入WTO或者知识产权法颁布之前没问题，出现在今天它就会遇到麻烦。

    无论“山寨现象”怎样复杂多义，其根本特质还是民间的、边缘的，小规模的、非正规的，偏安一隅的，也就是粤语最初所表达的那个意思。因此，应该让“山寨”的归“山寨”，“城堡”的归“城堡”，各就其位，构成呼应和对峙关系，彼此纠正和制约。没有这种文化，全是那种腐朽、保守、没有办法播放的“正版碟”，不符合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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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最后，我还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。针对各种形态的文化，应该持宽容态度，这是对文化多元的宽容。文化的本质具有杂糅性和多元性，单一的文化是不可能的，或者说是短命的。历史走到了今天，文化已经由“一神教”时代，再一次回归到“多神教”时代。只有多元共生的文化才具有生命力。

    我觉得《诗经》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、文化比例搭配合理的标本。诗有“风、雅、颂”。“风”——民间的声音，主要在“山寨”里唱，是《诗经》的主干，在305篇中占160篇，约53％。“雅”——文人雅士的声音，主要在“城堡”里唱，共105篇，约占34％。“颂”——官方的声音，主要在朝廷的各种仪式上唱，共40篇，约占13％。假如变换不同声音的歌唱地点行不行呢？我觉得行，大家也认为行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比如你到衙门里去唱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，三岁贯汝，莫我肯顾”（大贪官啊大贪官，莫把银纸全部卷。多年辛苦奉养你，我的生死你不管），有可能把你丢到收容所里去。此外，还有一个文化比例的搭配问题。如果“颂”或者“雅”太多了，以致将“风”的声音湮没，那么“风”就要起来反抗。在《诗经》中，“十五国风”占绝对优势。“国风”又有“正风”和“变风”之分。“正风”美之，就是歌颂；“变风”刺之，就是批判。《诗经》中的“国风”是以“变风”为主。不管什么声音，也不管它出现在什么时间、什么空间，但《诗经》编撰学给出了这样一个格局和比例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

    之所以有官方文化，是因为有民间文化。之所以有高雅文化，是因为有通俗文化。之所以有精英文化，是因为有大众文化。之所以有主流文化，是因为有边缘文化。之所以有老年文化，是因为有青年文化。之所以有严肃（理性的）文化，是因为有诙谐（无厘头的）文化。之所以有“城堡文化”，是因为有“山寨文化”。形态各异的文化，在特定的时空中相互并存，恩怨交加地相处，是文化生长的最优环境。任何一种文化试图越俎代庖去取代甚至消灭另一种文化，都是不可能的。

（《羊城晚报》2009.1.17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