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张柠

王朔：一个时代的“撬锁者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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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2003年刚到北京的时候，我住在方庄，附近有一个楼盘叫“甲方乙方”。我心里想，王朔先是把小说改成电影，然后再把电影改成楼盘，安排得够严谨哈！后来才知道，那楼盘不是王朔他们家的。几个月后我搬到朝内南小街，离王朔的老家朝内北小街不远。傍晚或周末，我在南小街附近游逛。往西穿过内务部街胡同，避开卢森堡大使馆门前哨兵冷峻的目光，十几分钟就是灯市口和中国书店，再往西经景山学校，就到王府井大街。如果往南穿越小胡同，就是禄米仓、赵家楼、东总布胡同、贡院街。有时候要去看病，就乘24路车往北，经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几站地就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。医院的大门朝南，正对着南门仓胡同，下来就是仓南胡同、吉兆胡同和烧酒胡同。这些都是王朔小说中的地名。

    王朔在《动物凶猛》中说自己小时候就在这个区域活动，小说中的场景主要安排在南小街、北小街、东单、王府井一带。现实中的街道和小说中的地名对上了，给人时空错乱的奇异感。我一直没有弄清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究竟在什么地方拍摄的。我觉得电影中的那些胡同不像内务部街，窄小得像是禄米仓后巷。一天黄昏，坐在内务部街胡同口一家福建人的茶店喝茶，望着胡同里进出的人群，我想起过王朔和他的小说。我想象小说中那群小孩无聊地游逛、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的样子。阅读记忆之中的《动物凶猛》，仿佛又跳进了我的现实。

    当年《动物凶猛》的发表和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的上演（也包括王朔80年代后期的所有小说），让读者和观众激动不已。在我们的阅读史上，从“工农兵”形象到“高大全”形象，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那些“悲剧”形象，特别是文学书写语言的抒情性和庙堂色彩，严肃得令人窒息。王朔小说主题的世俗性和语言的市井气息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《动物凶猛》的主人公是一些历史（“文革”史）的边缘人，一个被历史遗忘的群体。他们当年是历史事件的旁观者；如今，当事人回忆和书写历史的时候，旁观者的视角一次又一次地被忽略。

    王朔《动物凶猛》中一群十五六岁的少年的出现，让那些被大写历史遗忘的“恶人”登上了舞台。与当事人相比，旁观者的视角更为清醒；与大历史相比，小历史更有魅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历史在旁观者身上留下的伤痕，并不比那些历史漩涡中心的人更轻。革命给了他们热情和梦想，同时立刻在让他们尝到甜头：被遗忘、流落街头、挨打、遭人白眼、被唾弃，等等。他们似乎是一个集体主义时代的小集体，但也在独自承担试图从集体之中逃离出来的危险。没有这一代人从“集体”中逃亡时坚定的意志和遭受的伤害，很难设想80年代“新启蒙思潮”的情形。通过这部小说，一个特殊时代的青春年少略显幼稚的激情、愤怒、梦想、情感，被载入了文学的史册。它成了国内较早表现“青春残酷物语”的一个标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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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同龄人读《动物凶猛》的时候感到特别亲切。那几个孩子的作为大部分我都熟悉，比如打架斗殴、抽烟、撬锁、暗恋某位大姐、崇拜毛主席、想打仗、与老师作对、被父亲暴打之后在建筑工地过夜，等等。不同的是，他们在京城胡闹，我们在乡村胡闹。他们抽“恒大”牌的香烟，我们抽“海鸟”牌的香烟。他们的军装是正版的，我们的是赝品；他们的军装颜色屎黄、陈旧得颇有来历，我们的军装颜色草绿、簇新得像暴发户；他们的布带暗人字纹，我们的平面无纹。他们接触的解放军是自己的邻居，我接触的是一些野营拉练的过路部队。看到那渐渐远去的扛枪者，我总有一种尾随而去的冲动。

    青春期反叛有一些共同的特点。讨厌家长和老师，是不同时代人青春期反叛的惯用招术，显得老套、小家子气。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反叛，有一个让人着迷的特点，就是对“锁”的敏感、好奇和仇恨，只要一见到“锁”，就激动不已，就想把它撬了。有一次，我将全校住读生的箱子锁全部撬了，而且搭链完好无损。我把一书包锁背回了家，花了好几天时间给每一把都重新配上了钥匙。对禁锢的敌意，刺探秘密的好奇心，冒险时的心惊肉跳，破坏后再修复的成就感，设置和掌握新的“秘密”的权威感……，这一切都让我喘不过气来，畅快的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。《动物凶猛》中马小军的撬锁技术也许并不高超，但是气派很大，不是撬箱子锁，而是撬大院里所有家庭的大门锁，一家挨着一家地撬，风卷残云。

    在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中，姜文对撬锁的场景做了虚化的、艺术性的处理，这让我想起了韩国导演金基德的电影《空房间》。我由此断定生于1963年的姜文缺少“撬锁”经历，也没有那种见到“锁”就咬牙切齿地想撬了它的冲动。姜文的这种艺术处理方法有得有失，短处是少了破坏时的惊险和秘密被破解时的激动，长处是直接将米兰的照片和“姐弟恋”的主题一下子凸现出来了，使它的意义超越了时代。这一点稍后再说。

   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什么好锁的呢？如果想在物质上有所收获，那么撬锁之后你一定会极度失望。因为每一把锁的背后都差不多，完全没有什么让人惊喜的东西。它锁着一个“空无”，锁着一个又一个空空如也的四方形的东方套盒。据说一位国家领导人陪外宾参观，外宾发现家家户户门上都挂着锁，便问，你们共产主义国家是不是也有小偷？那位睿智的领导人说，我们这里没有小偷，锁不过是一个标记，说明主人不在家里。回答得很妙！我的疑问是，为什么箱子也上锁？是不是说明主人不在箱子里？

    既然与获得物质利益、与侵占财产不相干，那么“锁”和“撬锁”都成了隐喻。它与“秘密－解密”、“禁锢－解放”、“拒绝－进入”这些组合意象密切相关。权力的大小与掌握秘密的多少成正比。锁，就是一个权力的隐喻。它把秘密置于一个密闭的空间，而将我们拒之于千里之外。撬锁，就是打破这个空间，寻求进入其中的平等感。从潜意识层面看，它锁住了我们正在悄悄膨胀的身体和欲望，锁住了我们正在成型的思想，锁住了我们大声表达愿望的声音。撬锁，就是一个打破禁锢的下意识动作。给每一把锁都重新配上钥匙，就是对重新设定和掌握秘密这一权力的迷恋。锁——撬锁——配锁，仿佛一个连贯的精神链条，标示了少年向青年过度的轨迹。老师和家长对撬锁而不拿任何东西这一行为，感到极度的费解，以至于他们反复提出一个让人无法回答的问题：为什么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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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马小军当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撬锁，他只顾撬。他发现了什么呢？木板床、两斗桌、几盘隔夜的饺子，如此而已。但马小军的惊喜突如其来，他发现了一个锁着的新秘密：闺房。简陋的床铺、红色的塑料凉鞋、正在阅读的小说、一把琵琶，还有一张挂在墙上的少女照片和想象中一缕清香。对于今天而言，这些东西再普通不过。但是，在一个到处挂满了“锁”的密不透风的时代，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全新的发现、一次有效的解密。

    青春期的反叛和青春期的冲动，是一件事情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。但处理这两件事情必须用不同的方法。用同一种方法处理，是青春期的常见毛病。有了撬锁屡屡得手和窥视闺房成功的经验，马小军自以为获得了破解各类秘密的法门，以为“一把钥匙能够打开千把锁”。接着他便遇到了一把打不开的锁，也是一个更大的秘密，那就是少女米兰。

    马小军第一次在林荫道上遇见米兰到时候，演员宁静和夏雨的台词，几乎原本照搬了《动物凶猛》中的对话。米兰一出现，马小军就产生了一种“撬锁”的冲动。他试图用撬锁时常用的机灵和蛮劲儿撬开这把新“锁”。马小军：“喂，交个朋友吧。”米兰：“你才多大就干这个？”马小军改用从前惯用的的凶猛招术：“我打你”米兰：“你打得过吗？”不灵就再换新近学到的“撬锁”绝招：“一见到你就像见到我姐，你当我姐吧。” 这些招术都不奏效，马小军顿时败下阵来。最后，米兰半恶作剧半好奇地收留了这位“撬锁者”。

    一位乳臭未干的愣头小子与一位成熟少女之间的交往令人绝望。马小军交替着使用凶猛招术和“撬锁”招术，效果都很差。“凶猛的动物”在一个“柔软的秘密”面前束手无策。两人世界暴露了那位在集体行动中凶猛无比者的软弱无力。尽管如此，王朔的一些描写还是给我们留下温暖的感觉：午后的阳光撒在小小的宁静温馨的闺房，凶猛的闯入者有力无处使，红着脸坐在那里苍蝇一样搓手，两位心智发育不对等的人错位的轻声交流，耽搁的渴望和下次再来的允诺……，融化了所有凶猛而坚硬的心。

    《动物凶猛》无疑有成长小说的特点。扎堆打架斗殴的集体行径，是一种与世界混沌一体的盲目行为。单独一人孤独地游逛，乃至悄悄地冒险去撬锁，去刺探世界的秘密，是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，或者说一个契机。而两人世界或者情感秘密的出现，才是自我意识要真正面对的新问题。学会面对面轻轻交谈和倾听，是“凶猛动物”必须选修的功课。而那个时代缺乏的正是这门功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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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王朔，真的很像一位“撬锁”英雄，一见“锁”就有把它撬了的冲动。他的小说语言，就像一把把破旧而犀利的“改锥”，戳穿了各种谎言，破解了各种语言之锁背后的秘密——权力的秘密、知识的秘密、身份的秘密……。由此，他伤害了许多人。每一个可怜的人（包括权势者）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支柱，就是各自保守一些大大小小的秘密，并为这些秘密套上一把又一把结实而又顽固的“锁”。现在，来了一位机灵而凶猛的撬锁者，一把钥匙撬开了千把锁，把那些紧闭的但很贫乏的房间撬开，让所有的无聊、猥琐、空虚、自欺欺人、色厉内荏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因此，王朔一度遭到了语言群殴，处境很像游泳池里被众人踹下水的马小军，但他也得到了许多新的“马小军”们的喝彩。

    多年后，沉默多年的王朔再一次开口，当然不是在朝内北小街的仓南胡同里发声，而是在很远的地方发声。那声音再也不是一位刚入行的“撬锁者”的暴戾之声，更像一位久“撬”而无趣的“老贼”的劝导之声。他给“女儿们”写着长长的书信，似乎在告诉他们，“撬锁”也没有什么意思，打开门什么也没有，看到的只是“无”。

    据说有几位新的“马小军”们，摩拳擦掌地准备把王朔这把“老锁”撬了；后来看了王朔的北京话版的《金刚经》，其中演绎了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”的古老道理，于是就放弃了“撬”的念头。但王朔还是不放心，写了一本叫《和我们的女儿谈话》的新书，亲自动手把自己这把“老锁”撬了，撬开之后发现里面坐着一个“基督”。王朔收拾得干净利索，不想给“女儿们”留下任何破绽。但是，王朔发明的“语言撬锁法”影响很大，从者甚伙。因此，迟早还会有人破门而入的。设想将来的某一天，一位凶猛的“撬锁者”把门一撬，发现里面盘腿坐着一位“老贼”，他吓得扑通跪下，大叫一声：师傅——

       （应《南方都市报》2009年初“30年10本书”专题约稿而写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