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柠：80年代“萨特热”回望

    1985年5月的某一天，我正在上海旅游。逛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时候，发现很多人正在排队，我也加入了队列，当然不是买减价咸鸭蛋，而是买一本畅销书，叫做《萨特研究》，柳鸣九编选，两块多一本。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本书1981年就出版过，也不知道在北京有人曾经将它列为“精神污染”的范畴，几经周折直到1985年再版。此前，萨特的名字是知道的，但没有读过他的作品。好不容易抢到了一本，满身大汗地从人群中挤出来，打开书一看却傻眼了，大部分都看不懂。所以非常遗憾，我没有被“污染”上，最多也只能算一个“轻度污染”，因为吸引我的主要是书中那些充满狠劲儿的词汇：“噁心”、“苍蝇”、“死无葬身之地”、“毕恭毕敬的妓女”等等。倒是书前面几张萨特的照片对我的“污染”比较大：穿条纹西装抽着烟斗一副资产阶级老爷派头，抽着雪茄和情人波伏瓦的合影，在巴黎街头一边买报一边鼓动学生造反的场面，1955年与波伏瓦在天安门的合影。后来我还模仿他的姿势拍过一张抽烟的照片。这种轻度“污染”让我焦虑，想深度“污染”又力不从心，于是发奋读书，要迎头赶上，大补西方文学和哲学课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自己“污染”上，但效果一直不明显，至少就萨特而言。

      出版者和译介者其实是煞费苦心的。首先，这本书被列为“法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”中的一本，意思是供研究者使用。另外，萨特是一位充满革命冲动的左翼知识分子，是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者，还是共产主义的同情和支持者，可视为进步作家。最后，萨特和波伏瓦于1955年9月被邀请访问中国，受到高规格的接待，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国庆典礼，还去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体验生活（波伏瓦在200万字的回忆录中，记述访华的文字只有几千字，可见体验不深），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赞美中国的文章，就像他一度赞美斯大林批评赫鲁晓夫一样。编者还选了一张萨特和波伏瓦在天安门前的照片放在书的前面，仿佛在提醒人们，他是我们的朋友。但是，这位法国朋友的著作还是没有逃脱被列入“精神污染”品的下场，今天想想觉得特别怪诞。

   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学术思想界，正在大肆讨论“人性论”、“人道主义”“异化理论”等看似玄奥实际与每一个人的自由密切相关的问题。萨特的著作此刻的“介入”意味着什么呢？看看萨特的关键词，“噁心”、“厌恶”、“他人即地狱”，你说谁呢？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？那么人道主义是不是存在主义呢？马克思主义才是人道主义！你搅和什么？“自由选择”，你是不是想把资产阶级的“自由观”悄悄地塞进马克思主义中来呢？你是不是想让年轻人造反呢？粗粗一看，你萨特好像很进步，仔细一琢磨，挺反动的！

    在法国，当共产主义阵营的理论家将萨特的理论视为一种资产阶级哲学，并批评他“强调人类处境的阴暗一面，描绘卑鄙、肮脏、下流的事情，而忽略某些具有魅力和美并属于人性光明一面的事情”时，萨特着急了，失口否论，并写出长文予以反驳。如果萨特的反驳是正确的，那么他就不是“精神污染”，只能是一个毫无新意、毫无趣味的思想家。如果萨特的反驳是错误的，那么他的著作就是“污染品”，可是许多年轻人面对他的作品，为什么难以被“污染”呢？这就是萨特，一个矛盾的人，一个无论生活、理论、创作都阴差阳错的人。可见，80年代的“萨特热”是一件充满悖谬的事情。

     萨特写得最好的是文艺批评文章，比如《波德莱尔》、《威尼斯的流浪汉》等。这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了很好的艺术感觉和思辨能力，这正是文艺批评家必须具备的素质。但奇怪的是，在讨论波德莱尔的时候，他从来不讨论诗本身，诗的词语不过是他思想和概念演绎的弹药库。从文学的角度说，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萨特。他的作品很有思想却枯燥无味，读它还不如直接去读思想性作品，逻辑线索还要清晰一点。他的作品强调“介入”和“行动”却不给那些不介入和不行动的人以余地，写它不如直接印发传单效果还要直接一点。文字枯燥乏味、缺少形式感、审美趣味单一，是所有中了“左病毒”的人通病。当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，那种乏味和枯燥，会突然出现回光返照：把革命当作即兴诗，把诗歌当作燃烧弹，把燃烧弹当作逻辑的终点。

    所谓“存在主义文学”的代表作家是加缪而不是萨特，尽管在他们两人的论争中，萨特的声音很大，充满雄辩，但文学史将倾向加缪。我们记住了莫尔索，记住了“自杀”这个词汇，记住了“正午的阳光”，但没有记住萨特的大道理。当然，萨特的写作也到处闪烁着激情的火化，他能够把僵死的“词语”变得活生生的，却把活生生的“人”变成了抽象而僵死的概念，甚至成了他思想的“试管婴儿”。萨特的作品中没有经验意义上的“人”，只有概念和思想意义上的“人”。概念或者推理的过度发达，导致他总是在常识面前盲视，经常判断失误，也经常检讨忏悔，没多久又乱了，一会儿支持苏联，一会儿反对出兵匈牙利。

    总之，80年代将萨特的著作视为“精神污染”，完全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，大部分年轻人从来就不会受到萨特著作的污染。“污染”我们的，是那一部部优秀的、感人至深的、引人深思的小说、诗歌、戏剧作品，比如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“外国文艺丛书”、“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”、“外国文学名著丛书”。我就是读着这些“污染品”长大的，由一个脑子空空的白痴一样单纯的人，变成了一个脑子有点乱、但思维活跃的活生生的人，而不是某个集合名词中可有可无的垃圾。

（2008年4月《南方都市报》约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