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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知识界来说，“文艺复兴”是一个很古老的术语，但对于大众来说，它依然是一个新鲜词儿。几年前，关于“中国文艺复兴”的话题曾经在媒体引起过讨论。这一讨论，后来被那些带有中世纪经院哲学色彩的文章压下去了。今年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的刺激，这个话题又被重新挑起来了。可见，“文艺复兴”的想法始终在人们心头转悠，只要一受刺激就会冒出来。

对“中国文艺复兴”的呼唤，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议，20世纪已经出现过多次，最后都不了了之。“文艺复兴”这一现代中国人的伟大梦想，一直难以成真，总是不能真正形成应有的气候，其主要原因在于，它经常偏离“文艺复兴”的初衷和原则。有人试图将它变成一种“扬国威”的手段，好到世界上去显摆。如果所谓的“文艺复兴”是这个意思，我认为还是趁早收心为妙。更有甚者，试图借“文艺复兴”之名，将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变成“普世价值”，想把“中国制造”从T恤衫和皮鞋上，移到人家的精神中里去。假如14—16世纪的佛罗伦萨人、威尼斯人、巴黎人、伦敦人，不努力去从事伟大的文艺创造，不为人的个性张扬和人文立场争取社会空间，而是在盘算着如何将自身价值观变成“普世价值”，他们能创造那么辉煌的文化吗？但丁、薄伽丘、塞万提斯、拉伯雷、莎士比亚、米开朗基罗、达芬奇、拉斐尔这些伟大的文艺家会出现吗？他们的作品及其包含的人文思想会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吗？是先有人的觉醒和人的创造力的张扬，有对这种觉醒和创造的制度保证，才有伟大的文艺生产，然后才有一种足以产生强有力的感染效果和传播效果的文化。

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作品及其价值观念，之所以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，就是因为它关注的是“人”，而非某一特殊历史时段或特殊地域中的“人”，因此而超越了时空限制。文艺复兴的核心观念，是“人”的再发现。文学艺术作品是这种观念最有效的表达，阅读文艺作品也成了最直接的启蒙形式。拉伯雷创造了一个能吃能喝、能睡能玩，能学习能思考，并善于运用自己理智的“巨人”庞大古埃。伊拉斯谟歌颂了那些可爱的“愚人”，也就是世俗生活中的普通人而非圣人。达芬奇笔下的人像“神”一样优雅自足。拉斐尔笔下的“神”像人一样活泼可爱。人和神融为一体，人就成了“神”。这些破天荒的作品，使得那些强行挤在“人”与“神”之间的坏人（如教皇、帝王、恶霸），没有安身之地，至少不能成为想象世界中的唯一主宰。在“神圣的人——世俗的人”、“模仿的人——创造的人”、“沉思默想的人——积极活跃的人”这些二项选择之间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巨匠们统统在后面一项上打了勾。于是，世界仿佛变成了一个没有强力对个体实施戕害的、普天同庆的世俗的节日。这是一个伟大的乌托邦梦想，正是这个梦想，激活了所有人的生命活力，并限制了教会机构和世俗政权作恶的诸多可能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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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将“文艺复兴”的主要精神特征归纳为三点：第一是走出中世纪而出现的世俗化倾向，第二是科学理性支配下的个人的创造性，第三是城市文化（民主政治、公共事务、文艺生活）的复兴。中国文化中原本没有这种东西，只有小国寡民的农耕乌托邦梦想。第一次出现带有“文艺复兴”色彩的社会运动，应该是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的“新文化运动”或“白话文文学运动”。中国人自此才开始摆脱以宫廷政治为核心的“家国政治”生活；才开始将貌似符合天道运行的“家国结构”转化为现代社会结构；才开始改写那种将“生人”之气息淹没的“天道之美”，将目光指向人的经验。这正是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希望：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，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，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，人生意义，致之深邃，则国人之自觉至，个性张，沙聚之邦，由是转为人国”。新文化运动首先要改变的，是那种君臣父子、恩威并施的“小儿文化”，建构一种自由选择与独自担当的“成人文化”。因此，启蒙的本质实际上是“悲剧性”的。它要让每一个体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，并由此获得一种“成人化”的生命感或存在感。与此相应的社会制度和公共管理应该承担的职责，就是为这种具有选择能力、承担能力、创造能力的个人提供保护，并鼓励他们过有尊严的生活。

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，担当了大变革时代的多重任务。第一，让我们从古典审美迷雾中走出来。第二，将神秘而含混的古典审美感知，分解到具体的感官层面，让感觉器官的基本功能得以恢复，使人能正常地看、听、触、嗅、尝、行。第三，因新的审美创造冲动而催生的文艺实践和美学规范的重构。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，基本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古典美学的新文艺传统。遗憾的是，面对新文化及其相应的文学成果，许多中国人至今不习惯，他们还沉浸在古典审美的惯性中。鲁迅早就说过，古典文学“非不庄严，非不崇大，然呼吸不通于今”。对古典审美经验的迷恋，实际上是一种寻父情结或恋母情结，内心总有一股寻求父亲训斥、投进母亲怀抱的冲动。比如，迷恋宫廷权斗故事和官场小说，迷恋歌颂温顺的动物和熟悉的植物的诗歌，就是那种“寻父恋母”情结的潜意识动作。

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，是百年来白话汉语文学传统结出的新果实，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从“思想解放”到“题材解放”再到“文体解放”的见证者。莫言的作品，对那些戕害农民世俗生活尊严的权力，进行了讽刺和嘲弄，并由此发出嘶哑的尖叫和揪心的欢笑。莫言的作品破坏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古典审美惯性，要对他的作品产生共鸣，需要将思维方式或审美趣味调整到二十世纪来。对于莫言的接受，多数读者依然有障碍。这一点也证明了“中国文艺复兴”的困难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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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，为文艺复兴准备了各种条件。首先是物质条件，包括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育，特别是城镇化道路的铺开。同时，这些条件为中国人的人身自由提供了基础：人们可以自由地移动了，特别是移向城市，尽管他们不断地被打回原形。其次是教育的普及，有理性思辨力的人越来越多，尽管狭隘民族主义者的非理性叫嚣也不绝于耳。再次是思想和言论自由在高科技的支持下的进步，网络、微博、短信成了人们交流信息和自由表达的重要媒介，尽管不断地有人删帖或拦截。最后，年轻一代营养和素养的提高，使得他们成为身体健康和思想健康的一代，他们的审美趣味的重大变化和表达方式的多样化，是中国文艺复兴最坚实的基础。正因为如此，才会有关于“中国文艺复兴”的讨论。然而，基础归基础，并不意味着楼房建起来了；讨论归讨论，并不意味着作为文艺复兴内核的“人的文化”建立起来了。我们见到的依然是乱象环生。

当下社会真实状况究竟如何？换个角度就会惊奇地发现，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像“富士康”那样的大工厂里（为了节省篇幅和便于理解，请原谅我用“富士康”来做比喻），除了少数特权阶层，当代社会只有两种人：一种像“富士康”的工人，一种像管理“富士康”的人。前者占大多数，他们在农田、工厂、写字楼等各种工作场所疲于奔命，没有安全感，焦虑不堪，哪有时间和心情去考虑“文艺复兴”。后者只是少数，即20多岁的青年一代，他们通过“国考”侥幸胜出，跻身于“富士康”管理者行列，实际上像一群契诃夫笔下14品文官别里科夫那样的“装在套子里的人”。他们对升为13品的问题，比对“文艺复兴”问题的兴趣更大。无论前者或后者，都在忍受成败、盈亏、得失的折磨。因权力过分扩张导致社会空间如此逼仄，因生存困境导致价值标准如此单一，谈什么个体自由、尊严、创造。不尊重人类创造的共同成果和普世价值，奢谈什么“文艺复兴”！“人的文化”是因，“文艺复兴”是果，不可本末倒置。

从争议各方的观点中可以看到，有两种解决方案。第一种是“道德重建”，把责任推向个人，让大家去学习古人修身打坐，治国平天下就不要想了，最好是清心寡欲，变成一段呆木头，以便实现天人合一的伟大理想。第二种是“社会重建”，让社会管理者承担起应有的责任。我认为后面这个方案更重要更迫切。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扩大社会公共空间，为实现个人价值的多项选择提供切实的庇护和支持，特别是那些能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事业。这是“人的文化”复兴的基本保证。

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。主流媒体所宣传的“以人为本、科学发展、和谐社会”这些好的想法，如果都实现了，那什么都好办。我们再也无需去做“富士康”那种苦力，无需去争管理“富士康”的岗位。没有存款也无所谓，病了有医保，老了进星级养老院。这样我们就会有大量的闲暇，写小说、读诗歌，画竹菊梅兰，练毛笔字儿。大家都这样生活，还愁什么文艺复兴的事。

文艺复兴就是“人的文化”的复兴，就是世俗的人、创造的人、积极活跃的人表演的舞台。检验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成功与否的试金石，是“人的文化”形成与否，而不是GDP的多少。“文艺复兴”牵涉全社会的每一根神经，如果水到渠成，不想复兴都难，否则也就是几个书生耍耍嘴皮子而已。（刊《南都周刊》2012年11月42期）